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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党建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机关党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结合金融工作和建行特点,精心打造"四个课堂",把握正确方向、创新方法载体、区分工作对象、注重解决问题,抓细抓实新时代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做法值得点赞。一是找准政治站位,把握政治方向。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人,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激励人,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二是用好"传家宝",筑牢精神高地。越是形势复杂,越要坚定信心,筑牢思想根基,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三是引领群众思想,凝聚奋进力量。深入浅出的内容,更能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继而形成思想共识,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四是坚持守正创新,保持生机活力。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社会思潮交织,社会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充分运用思想政治工作引领价值主流,激昂向上向善动能,凝聚坚强思想和行动合力。五是遵循思政规律,突出金融特色。思想政治工作要探索并遵循工作规律,以工作的创新,在寓教于乐中温润人心、提升境界。思想政治工作始终是凝聚力量、推动进步的强劲引擎。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东方)审计部党支部于2013年成立,截至2022年6月底,共有成员25名、党员19名、委员7名,是一支能吃苦、能战斗、能攻关、能奉献的审计队伍。中国东方审计部党支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积极探索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方式方法,以党建引领助力审计提质增效,切实发挥经济监督功能,助力公司高健康经营。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特质。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同时,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的内容写入了《党章》。11月6日,甘肃省联社党委委员、兰州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赵建平同志在全省农信系统内媒体发表了《发扬斗争精神 应对困难挑战 努力开创兰州农商银行稳健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紧扣二十大报告主题,把握精髓,结合兰州农商银行存在的一些“肠梗阻”“老大难”等问题,向全行各基层党组织和全体员工诠释了“工作怎么干、应该怎么办、怎么干出彩”。
财信期货有限公司在湖南财信金控集团党委和财信证券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紧密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不断完善金融管理体系,拓展金融服务业务,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坚守金融为民初心、担当社会责任,在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实体企业、开展金融帮扶、乡村振兴、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绩,实现了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主要做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准确判断风险隐患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对存在的金融风险点,我们一定要胸中有数,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未雨绸缪,密切监测,准确预判,有效防范,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加强风险源头管控,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
“你现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感谢领导关心,经过手术后的调养,身体各项指标慢慢恢复正常了。”话一说完,刚好有一缕阳光穿过办公室窗户,洒在了他略显沧桑且饱含干劲的脸庞上,略显“高原红”。他的眼睛仿佛也照进了一丝光亮,神采奕奕,好像西藏纳木错的湖水,里面藏着说不尽的传奇……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浦江农商银行立足实际、创新载体,通过搭建“银企-银村-银社”党建联盟互动平台,联学联建,深化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贯彻工作,以二十大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推动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为金融央企,太平财险云南分公司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主动承担起服务社会困难群众的责任,努力做到与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四、机构推下一层,大力设置农村金融机构   农村金融工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政治任务。被毛泽东同志称为“第二场决战”的土地改革使农民掌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帮助农民走向富裕,恢复和发展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与资金,就能从政治上巩固国家政权的根基,巩固工农联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重中之重在农村。解放初期,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农业生产占国民经济的90%,手工业生产不足10%。由于土改,农村老解放区的生产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新区正在进行土改或减租退押,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重重压榨之下解放了的广大农民获得土地和生产资料,农产品、土产、特产的生产、销售和贸易逐渐恢复,农副产品不断增产,农民开始有了富余,生产积极性、购买力都在提高,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存法则彻底改头换面,农耕不再是单个家庭的活计,正一步步走向集体化、合作化。   另外,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要比工业快。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首先要恢复和发展的是农业,因为农业恢复和发展就可供给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和粮食,农民卖出经济作物或剩余粮食,就提高了购买力,就可以购置生产资料扩大生产,或购买日用品以满足不断提高的生活需要,从而为工业品开辟市场,为发展工业积累资金。   全国农村的经济正处于恢复和发展中,喜气昂扬的发展氛围很快浓烈起来,但阻碍发展的问题也接次浮出水面,农副特产品的推销问题、工业品的供应问题、提高技术扩大再生产的物资问题,提高生活、保障生活与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劳动互助与产销合作的“组织起来”问题,这些问题都系于一个总的问题,即农村资金的调剂和供给问题。如何支持贸易、合作部门和帮助私商进行收购,帮助运输行业组织运输,使农民把生产品变成资金,成了国家银行及其地方组织必须担负的历史重任。要担起这一重任,金融机构就必须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的具体要求,解决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   (一)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会议:规划统领农村金融工作的总纲   这是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要会议。1951年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会议,开创历史先河,为农村金融工作谋篇布局。   这次会议确立了农村金融工作在整个金融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经过全方位讨论,新的农村金融工作方针确立为“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农村金融工作从单纯的农贷工作转变为存、放、储、保、信用合作的全面业务活动,从季节性的资金供给转变为经常性的资金调剂工作。组织机构从城乡状态转变为深入农村,机构推下一层,接近广大农民群众。中国农村地区广阔,中国人民银行全行2000多个机构里,农村行占80%,农村干部约10万左右,占到全行干部的60%。要面对全国4万万农民群众,仅靠国家银行的机构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资金调剂需要。信用社、信用部、资金互助小组等各种信用组织伴随着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应运而生,在农村中信用合作和资金互助活动逐步开展起来,自由借贷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是“临时宪法”《共同纲领》中的规定。合作社经济是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为引起各级干部的重视,南汉宸同志在总结报告中充分说明了国家扶持信用合作的意义:“信用合作是群众自己的资金互助在自愿两利原则下的合作组织。不是国家银行的机构。信用合作社与国家银行的关系,它的业务是自己负责的。会计是独立的,吸收的存款可以转存到国家银行,但要按银行的章程办,利息可以比银行存款稍高一些,但其用高利吸收来的存款,银行不能按高利为之转存。如其要求国家银行贷款支持,那是可以的。放款利息可比一般放款利息低20%。目前信用组织形式很多,有大的进步的,有小的落后的,我们的原则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利用各种组织开展农村金融工作。”   (二)机构推下一层,广设农村营业所、流动工作小组和信用合作组织   大力设置农村金融机构   全国农村金融会议以后,各地人民银行加快农村营业所的组织设置,全力推进“机构推下一层”政策的贯彻落实。中南区在土改区普设农村金融机构,重点设在减租退押、侨汇、特产等区域。山东分行每个中心支行选择一个重点县支行,由中心支行行长直接领导,改进县支行,根据情况布置营业所。广西省分行采取“先大集镇、后小集镇”的策略,在较小的集镇率先成立流动工作小组后再逐步推进;业务方面,首先是大力扶植土特产运销,同时举办短期周转性放款、农村储蓄等业务。察哈尔省建立了在村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农村金融委员会,以进一步开展小组工作,巩固业务基础。   “机构推下一层”的政策使农村金融机构开始受到格外关注,国家银行以强烈的紧迫感加大推行的力度。1952年,在全国农村金融会议召开的一年后,全国拥有6000多个营业所(营业所是信用合作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农村金融活动的核心组织)。流动金融小组得以广设,并以营业所所在集镇为据点,流动服务于集镇周围的农村。   信用合作机构成为国家银行农村金融工作的有力助手   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在老解放区的广大农村,一些刚刚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纷纷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1950年,全国农村有互助组2,724,000多个,参加农户1131万多户。到1951年,互助组发展到4,675,000多个,参加农户有2100万户,增加了将近一倍。但信用合作社起初并不多,设有信用部的农村基层社也为数很少。看到了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喷薄欲出的势头,毛泽东同志意识到,眼下的农村组织合作社是可行的。于是在一次与刘少奇和主持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刘澜涛谈话中,毛泽东同志明确表示不赞同互助组不能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这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积累起来的互助合作经验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中作出的研判,他试图突破苏联模式,为之后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探出一条新路。毛泽东同志心中,一个宏大战略正在酝酿。但当时苏联农业从机械化到集体化的模式深深影响着国内高层部分领导的思想。刘少奇和华北局认可苏联模式,认为“农业集体化不是逐步进行的,不是单纯依靠农村条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一时间,思想不统一。   1951年9月,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于12月正式发出。《决议(草案)》全面分析和肯定了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产生的互助合作、个体生产两种积极性,重点强调要积极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路,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决议(草案)》推动了全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蓬勃发展。当时即使没有大量农业机械,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凭借统一经营,统一利用劳动力、土地,统一整合生产力,组织兴修水利,改良作物,共同抗御自然灾害,特别是在许多单干农民难以做到的事情上显示出集体优势,农村生产力、粮食产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到1952年底,老解放区65%以上的农户组织了起来,新解放区有25%左右,全国拥有4000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几十个高级社(集体农庄)。粮食总产达到3200多亿斤,同比增产400亿斤。按照国家统计局1952年约5.75亿的总人口计算,全国每人每天的粮食达到了将近1.53斤,足以自给自足。这是一组对发展互助合作事业很有说服力的数据。在1953年2月15日,《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   在党中央的强力推动下,农村信用合作事业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会议作出了发展“信用合作”的部署,会议起初决定由人民银行负主要领导责任,由合作社负责组织推动,供销合作社可以设立信用部办理信用业务。两个月后,中国人民银行与全国合作总社磋商,决定将信用合作组织改为统由人民银行负责组织领导,并于1951年7月6日下发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和《农村信用互助小组公约(草案)》。此后,信用合作社成为国家银行领导下的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资金互助组织。   为集中力量扶持农村合作金融,1951年7月,针对以城市业务为主的城市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关于城市行对农村及合作金融工作的办法》,要求城市行对农村及合作金融工作亦予以重视,在业务政策思想及机构组织上贯彻“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及“大力扶植合作事业发展”的工作方针;要积极开展郊区农村金融、合作金融,重点向农林、渔牧、农田水利等企业发放长短期放款;要根据农业与合作相结合的原则、农业合作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及实际情况,设立农业合作部门,领导当地农业合作金融的开展。   据不完全统计,到1952年年底,全国各地已设立1766个信用合作社、1126个供销合作社信用部、5239个信用互助小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打破了发展局限,信用合作机构逐渐成为了国家银行农村金融工作的有力助手,进一步沟通和联系了农民群众。   五、私营金融业纳入新中国金融体系   对私营银行、行庄经过一番清理整顿后,面临如何将私营金融业纳入新中国金融体系中,使之服务于国家经济政策目标的问题。   公私合营、联合放款、联合经营三种方式是全国解放初期在国家引导下私有金融资本的现实选择。但将私营金融业纳入新中国金融体系中并非一帆风顺。在一份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的工作总结中曾反映这些资本家的顾虑∶“有的行庄把参加联放看成一种负担,把联放处看作是人民银行的一个部门。”“公私合营银行的急速发展引起了私营银钱业的不满,二者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一些私营行庄的代表在1950年8月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上直陈对发展现状的担忧和不满,提出了“一碗饭该谁吃”“国家银行的发展挤了行庄”的尖锐问题,希望能遵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有关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更有甚者提出业务上和国家银行应“分疆而治”。对这些意见党中央高度重视,在如何对待私营资本的关键问题上,十分慎重地思考决策,最终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加强对私营金融业的集中管理,采取“小的并(中小行庄组织联营集团,银行分片组织联合管理)、大的靠(走向公私合营),以扶助私营工商业发展生产”的政策,坚持联合经营、公私合营的既定路线。这一决定极具前瞻性,从公私合营、联合放款、联合经营到联合总管理处的设立正是私营银行一步步纳入新中国金融体系的演变过程。   公私合营。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官僚金融资本垄断全国金融业,天津、上海解放后,按照城市接收的接管方案,原来官商合办银行在接管官僚资本后成为第一批公私合营银行,新中国成立后业务占据很大份额。一些私营银行的资本家目睹了公私合营发展趋势,逐渐认清形势,决定申请加入到公私合营的队列中。在上海,1950年4月,建业银行率先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合营申请,随即获得批准。继建业银行之后,实力较雄厚的浙江兴业、国华、浙江第一商业、和成、中国企业、聚兴诚、源源长和金城银行亦纷纷提出加派公股董事的请求,到1950年年底,上海有8家银行获准成为公私合营银行。195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投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将其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   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后,公私合营方式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公私合营银行组织联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组织书记要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党建+”是指以党建为引领,把党的建设融入党的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发挥的党的领导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好地推动党的事业发展。
1926年11月,南昌北伐军前线指挥部,总司令蒋介石迎来了一位意外到访的上海故友。一番短暂的闭门密谈之后,客人就匆匆离去。但在蒋介石眼中,侍从们分明看到了掩饰不住的喜色。
前言 深圳是我国设立最早的经济特区,是新时代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示范区,处于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引领地位。对海通而言,深圳也是除上海以外业务条线最齐全、机构设置最集中的地区,在推动公司新一轮转型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海通证券在深圳地区设有分公司、深圳投资银行部、深圳债券融资部、研究所、海通开元、海通期货深圳营业部、海通恒信广州分公司等13个直属单位和总部部门派驻的工作团队。在职党员87名,分属16个党组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围绕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提高国有企业党的建设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等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推动一系列重要工作。企业发展和党的建设必须同行同向、同频共振,向高质量目标齐头并进,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赋予国有企业的重大使命,也是新时代国有企业人必须肩负的历史重任。
日前,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认定命名江西方志敏干部学院为“红色金融教育基地”并授牌、颁发证书。江西方志敏干部学院坚持以弘扬方志敏精神,助力打造传承红色基因示范区为己任,面向全国党员干部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等,承接各类特色党性教育培训,致力于打造成为“全省一流,全国知名”的干部学院。通过专题教学、案例教学、互动教学、情景教学、现场教学等多种教学形式,开展红色主题教育。
华北解放区由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组成,是解放区之间财政、经济、金融走向统一的策源地。 在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不久,有些根据地之间贸易来往频繁,但经济、金融体系各自独立,原来对敌灵活分散的经济斗争办法已不适应于新情况,贸易、金融迫切需要统一管理,以利发展生产和支持战争的胜利。1947年1月3日,党中央决定在晋冀鲁豫地区的邯郸召开华北各解放区财政经济会议,要求统一各区步调,合用各区一切财经条件和资源,实行互相调剂,以长期支持战争。
 1949年7月31日,毛泽东同志在审阅修改新华社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二周年的社论稿时,联想到解放后新中国如何破旧立新的问题,思索经济恢复的良策,增写了一段内容,首次提及三年时间恢复经济的想法,其中写道:“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经过两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   新中国成立后,用三年的时间实现经济的恢复与过渡的计划逐渐成型。1949年11月29日,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关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设想,即“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考察与酝酿,1951年2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由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为我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   有条不紊的大规模建设背后,往往有着不为人知的巨大付出。3年多的时间,期间要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大量消耗,全党和全国人民按照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和部署,有条不紊地、卓有成效地推进经济建设,到1952年年末,财政总收入183.7亿元,结余7.7亿元。全国国内生产总值679亿元,工农业总产值为810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349亿元,比1949年增长近1.5倍,年均增长速度达49.8%;农业总产值为461亿元,3年间增长了41.4%。钢、生铁、原煤、原油、水泥、电力等主要工业产品,棉纱、棉布、原盐、糖等轻工业产品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终结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金融乱局、没收官僚金融资本,肃清帝国主义在华金融特权,形成了以国家银行为中心的组织体系,建立独立统一的人民币制度,平复通货膨胀;金融业配合土地改革和工商业政策调整,贯彻“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对美进行反封锁、反限制、反冻结的金融斗争,减少战争给经济建设带来的巨大消耗和不确定性。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达到108亿元,将近87%的贷款投向了商业领域,商业贷款达到93.8亿元,工业企业贷款9.5亿元,农业贷款4.2亿元,各项存款余额达到93.3亿元。刚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的新中国,经济百废待兴,还要对抗世界一流强国的、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却在仅仅三年时间里,实现国家财经状况根本性好转,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一、终结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金融乱局   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金融业呈现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态,以“四行二局”为核心的官僚金融资本主导控制了全国金融业,处于垄断地位,疯狂敛财。据统计,早在1936年,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家的资本实力占据全国半壁江山,再加上国民党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二局”和由北洋政府官银钱局、号改组成立的国民党地方银行,官僚金融资本在金融业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垄断外资金融特权横行,外国金融资本第一家机构是英国麦加利银行于1875年设立的上海分行,此后70多年间,外国金融资本在我国大中城市设立了一批金融机构;吸收巨额存款,独立发行纸币、经营债券股票和外汇,享受金银买卖的特权;货币无序超发、币种混乱,虽然国民党反动政府曾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强力推行法币一体化,禁止白银流通,但法币不断超发、币值大幅下跌,信用尽丧;市场畸形发展、通胀严重、投机盛行,在国民党官僚金融资本带头疯狂敛财的恶劣影响下,金融业成为市场投机的中心。在当时全国金融中心——上海,金业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所是公开合法的投机场所,还有银楼、私营行庄、套汇机构、金银外币店铺;金业交易所有74家经纪人,数以万计经营场外交易者;证券交易所有百余家经纪人,数量庞大的场外经营买空卖空者。据估算,上海解放前夕,从事金融投机的人数多达30万人,沈阳、北平、天津、上海四大城市解放时私营行庄90%以上的资金用于市场投机。   面对金融业乱局,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就已部署治理整顿的相关政策和策略,区分以“四行二局一库”为核心的官僚金融资本、外国金融资本、私人金融资本,不同资本采取不同的治理整顿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后,经过没收接管官僚金融资本、取消帝国主义在华金融特权、整顿清理私营金融业等一系列措施,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被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直接领导的专业银行,其他均被纳入中国人民银行体系;大多数外商银行因失去了在华特权,巨额利润消失,业务萎缩,相继申请停业;官商合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接受改组,后来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政策指导的公私合营银行;官僚资本保险公司合并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领导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大多数资金实力小、投机性强的私营行庄遭清退。   没收官僚金融资本,“原封不动”整体接管   以“四行二局一库”为主体的国民党官僚金融资本,垄断和控制了旧中国的经济命脉。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毛泽东同志在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明确将“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列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1949年4月25 日,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国民党反动派拒绝接受和平条件,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昭告天下,其中宣布将“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据此政策要求,没收、接管官僚资本银行、保险公司,成为各个城市解放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重要任务。   在接管官僚资本的具体方针和政策中规定,只有查明确实是国民党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以及宋子文、孔祥熙等大官僚直接兴办的企业才没收;在官僚资本企业中,如果有民族资本家的股份,承认其所有权,不得没收;对一般国民党人、小官僚和地主经营的企业不作为官僚资本没收。具体接管执行中采取了“原封不动”的过渡方式,由军管会统一领导,“各按系统,自下而上,原封不动,先接后分”,不打乱企业管理秩序,严防敌人破坏,以利迅速恢复生产;对于原企业管理者、职工愿意继续服务者,实行“量才录用,原职原薪”的政策继续留用。   没收官僚金融资本的进程和各大城市胜利解放同步推进。在解放战争初期,首先在吉林、辽宁、内蒙古的解放军占领区没收官僚金融资本和敌伪财产,接着在华北、华中解放的城市中进行。到三大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接管了长江以北的官僚金融资本。194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关于接收平津企业经验介绍》等,明确了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方针和政策。至1949年底,全部接管了国民党政府“四行二局一库”(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汇业局、合作金库)系统,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省市地方银行系统2400多家。   没收银行官股后,国民党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被改组为由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专业银行,其他均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集中于上海、天津、广州、重庆、武汉和青岛等大城市的官僚资本保险公司进行了接管和整理,关停官僚资本保险公司,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肃清帝国主义在华金融特权,区别情况和轻重缓急处理外资金融企业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有15家外资银行,分别是:美国的花旗银行、大通银行、友邦银行、美国商业银行、运通银行;英国的麦加利(渣打)银行、汇丰银行、有利银行、新沙逊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中法工商银行;荷兰的荷兰银行、安达银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苏联莫斯科国民银行。这15家外资银行在国内11个城市运营36个分支机构。   废除旧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是新中国成立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在对待在华外资企业这一十分复杂的具体问题上,党中央审时度势、实事求是,配合外交政策,探索出区别情况和轻重缓急进行处理的具体政策办法。   1948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央关于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政策的指示》,首次提出对外国银行的处理政策。《指示》中要求:“凡遇有外国银行,或其代办所,不管其是否由于两国条约有互惠规定和特许,一般地先停止其营业,并审查其业务情况。如认为在某种范围的规定内,确有令其继续营业之需要,亦须经中央批准,并与之订立临时合同后,方得许其重行营业。至对其财产,不论重行开张与否,一律不得没收或破坏。”1948年10月底,在接管沈阳时,中央决定对沈阳汇丰银行采取了暂不停止营业,令其报告营业方针和状况的策略,实现沈阳接管的平稳过渡。1949年1月,《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对外国银行“不要忙于令其停业,而应先令其报告资本、账目和业务,以凭核办”,进一步明确了肃清帝国主义一切特权,对外国银行实行区别情况监管营业的具体政策。在“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货币发行权归属于国家主权,由国家严格管理金融事业,并决定对外汇实行集中的经营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金融特权,在“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外交方针和《共同纲领》指导下,对外国银行限制业务范围,监管资本运营,限制与监管并举。多家外国银行被批准代理中国银行外汇业务,成为“外汇指定银行”,外汇业务是其业务重心,而存放款业务陷入停滞。“外汇指定银行”主要有:设在天津的英国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比利时华比银行4家银行;设在上海的美国大通银行、花旗银行、美国商业银行;英国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有利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比利时华比银行、苏联莫斯科国民银行9家银行。   实际情况是,随着美苏冷战阵营的确立,美国对华遏制和孤立,美国银行业务几乎未曾开展,相继申请停业。苏联莫斯科国民银行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一切金融业务都通过国家银行往来,没必要再在中国设行,于1950年4月申请停业。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外交部于1950年11月向全国各地发出《关于外资企业处理办法的初步意见》,要求以美国在华企业为首要对象,首先处理与中国国防有关及对中国社会秩序有重大影响者,视情况分别加以处理。12月3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16日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辖区内的一切公私财产,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港口,不准美国人来华进行贸易和其他活动。12月28日,我国政务院发出《关于管制、清查美国财产和冻结美国公私存款的命令》,由上海开始对美国企业实行管制,全国各地依此着手管制、清查美国财产。1952年5月20日,英国外交大臣在下议院宣布,在华英商企业中的大部分将从中国撤离。针对陆续提出停业申请的外国银行,1952年8月19日,周恩来同志下达《关于处理外商银行申请停业进行清理工作的指示》,具体规定:负债中的本币部分,以人民币清偿为原则,如人民币不足,可允许其以等值外币,结售成人民币后抵交;对抗战前的法币存款,因人民政府尚未公布战前存款清偿办法,可暂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银元牌价缴纳清偿保证金。外资银行为偿付其本、外币存款,过去已存于中国银行的美金保证金,遭受冻结者,由其自行设法解冻。为确保我国人民利益,凡停业清理的外商银行,除按上述规定清偿其全部债务外,还应担保产生新债务后必须履行清偿责任。外资银行的债务,在全部清偿完成之前,其在华负责人不得申请离境。凡申请停业的外资银行应以就地清理为原则,不得转移到另一地机构清理。考虑当时外商银行负债多、投资少、资产少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兴业银行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引擎。自2006年开业以来,兴业银行南昌分行始终坚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在传承金融红色基因中推动业务经营高质量发展,主动融入江西新发展格局,围绕“一圈引领、两轴驱动、三区协同”发展战略,全力支持“2+6+N”重点产业发展,积极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和重点民生工程建设。从脱贫攻坚到金融“战疫”,从助力实体经济,到服务普惠小微,再到以绿色金融服务“双碳”目标,兴业银行南昌分行屡屡展现新作为。
近年来,河南省分行党委(以下简称省分行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严格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围绕“五大目标”、落实“五大理念”,紧扣“五红布局”,推进“五大工程”,以高质量党建为企业改革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形成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在全行各级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交通运输文化建设优秀单位”,被总行党委授予“党建工作示范单位”称号。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对深化金融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严厉惩治金融领域腐败,有效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新的成效。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资产管理公司是国家重要的逆周期调节工具,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稳定的重要一环。近二十年来,为了适应国家宏观金融形势的高速发展和内外部的剧烈变化,资产管理公司由原来主要依靠政策性业务逐步向商业化转型拓展的重大变化,然而,在商业化转型过程中,资产管理公司在落实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突出问题,随之带来潜在的金融风险隐患。本文首先分析资产管理公司面临的党建工作新形势,然后以光大金瓯党委抓好党建工作的实践为例,总结资产管理公司如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经验。
摘要:相较于股份制银行及外资银行而言,一级支行是农行的基层经营载体,担负着战略落地、服务客户、创造利润的重要责任,基层党支部是党组织建设的前沿阵地和融合发展的战斗堡垒。本文从国有商业银行基层党建与业务经营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现状、对策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以国有商业银行的基层经营单位B支行为例,研究商业银行基层党建工作如何有效发挥全局统领和领导作用,与业务经营深入融合、互促互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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