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研究员专栏┃李慎明：毛主席为什么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编者按】本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同志在2013年的一次讲课录音整理，现经作者授权发表，以飨读者。

 

　　毛主席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毛主席还说：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主席紧急召见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等北京高等学校负责人谈话。

 

　　谈话从凌晨3时半开始，直到早上8时半结束，长达五个小时。毛主席最后说：

 

　　“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认识到自己忽略了一些事情，直接从学生中培养接班人是不行的。

 

　　1968年8月8日，毛主席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谈话指出：

 

　　“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

　　那该怎么办呢？毛主席思来想去四个月，到1968年12月他下了决心。他可能想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所以想换一个角度。就好比我们的生活中，孩子不听家长的话，家长就找自己的亲戚朋友，让亲戚朋友跟孩子说一说。

 

　　毛主席是农民，他知道农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城市中父母温暖的怀抱里是培养不出接班人的，于是就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让农民教育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所以这就有了16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当然也有工业化受阻，城市青年失业的问题。）

 

　　毛主席这个时候可能也想到了，这些孩子到乡下会吃苦，甚至要吃大苦，可能要埋怨自己，甚至要骂自己，但是没有关系，为了打破杜勒斯兄弟的“和平演变”战略，他挨骂也认了。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杜勒斯兄弟创立了“和平演变”，毛主席创立了“反和平演变”，只是他们所服务的对象不同。他们所创立的各自理论，都在实践中较量着，甚至这种实践和较量是刚刚开始。
 

　　著名油画家吴冠中曾说过这样的话：

 

　　“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己娱人，大路，震撼人心。100个齐白石抵不了一个鲁迅。”

　　齐白石画小鱼小虾是自己高兴，让别人高兴，如此而已。而鲁迅特行独立，那么多人骂他，但他仍然坚持，不愧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走的就是人生大路。

 

　　我是普通人，有时我就会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确实非常崇敬鲁迅，要学着他走人生大路，不要怕人骂，怕人说，为多数人，为普通老百姓，为党和社会主义，尽一点自己的心意。

 

　　如果我们姑且承认资产阶级的精英政治观点，那么既然是精英，就要尽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

 

　　目前，有“五大安全”问题值得我们高度警惕。一是经济，特别是金融安全；二是社会。随着经济下行，社会群体性事件会增多；三是周边安全；四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安全；五是以互联网霸权为背景和工具的意识形态安全。

 

　　从一定意义上讲，在这五个安全里，意识形态安全最重要。只要在观念上对了，在想法上对了，那么前四个安全问题都好应对。

我有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一开始是这么说的：

 

　　“伟人毛泽东虎气雄风、一世坚强，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他柔情似水、忧患如山的另一面。有人说，他晚年是哭死的。此话可能有点偏颇，但也确实反映了主席的晚年心绪、心境和心结。毛主席晚年常在泪水中生活倒也是事实”。

　　毛主席哭得最厉害的一次，极有可能是1975年7月28日。先是小声抽泣，接着嚎啕大哭。值班的大夫着急了，因为这是主席做了白内障手术第5天。医生说，本来不让你看书，还非要看，看了还哭，眼睛要看坏了。

 

　　主席在看什么呢？是南宋陈亮的词——《念奴娇·登多景楼》。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

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

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

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

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今古几人曾会”，有几个人知道我内心的所思所想呢？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朝廷的官员只考虑自己的小家庭过好日子和个人升迁，谁在考虑河洛？

 

　　“河洛”就是中原大地，就是谁在考虑北宋失去的土地上老百姓在受苦受难呢？

 

　　毛主席担心将来中国的广大老百姓吃苦，但是很多人却不理解，甚至很多人还在抱怨，根本听不进去。他觉得他很孤独、无奈、无助，所以突然在陈亮的词里找到了知音。他的思绪一下与700多年前的陈亮连到了一起。这个里面有他的担忧、无奈、无助，还有点委屈。所以，一下子泪水如大闸开启，奔流直下，一泻千里，大声痛哭起来。

 

　　这本书中还说：

 

　　“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绝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共产党人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世界观涉及党和国家变不变质、老百姓受不受苦的天大的事。党的高级干部队伍中若多几个亿万富翁，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就必然少几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特别是思想家，极而言之，还可能加快我们党轰然倒塌的步伐。”

　　即使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但我们也决不能走苏联的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长治久安的中国。从这个自私的角度讲，我们也绝不能走苏联的路。如果走的话，那么下场比苏联还惨。为什么？因为苏联资源丰厚，人又少，人文素养比我们高。为了研究苏联解体，我到俄罗斯去了几趟，深深感受到这一点。

 

　　所以，在这个时候，人民民主的本质、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来负责，依法治国的同时不要忘记以德治国。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尽了这个责任，就是你的德。如果大家都不尽心，将来走了别的路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吃苦受难，就会像现在的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一样，动荡不安，甚至战乱。那个时候，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戳着我们的脊梁骨说：爷爷奶奶，你们当年都干了些什么呢？

 

　　所以说，有一个好的世界观，是一个人毕生的巨大财富。我们要认真改造世界观。只有大家都尽点心，党、国家、民族才能好。

 

　　精神产品可以影响很多人。如果这个里面出现伪劣产品，那就会误人子弟。如果把整个价值观都改变了，那就正好迎合了人家。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高度负起历史责任的责任感、责任心。

 

　　我是个小人物，我写的这些东西，包括今天我给大家做的汇报，对也、错也、功也、过也，都愿意接受历史的检验。（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金融政研会特约研究员）

 

（栏目负责人：高辰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