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以洪湖根据地为中心的八块根据地的总称，是土地革命时期三大根据地之一。鼎盛时期，覆盖58余县，370多万人口，拥有2万正规红军和近5万地方武装，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第二方面军的诞生地”，创造了被毛泽东称赞为“贺龙式”的历史经验和河湖港汊地带开展游击战争的光辉历程，为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国库的建立与发展

　　（一）苏维埃政府组织机构代理国库

　　1927年，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周逸群、贺龙等同志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并在战争中逐渐发展壮大。根据地创建初期，“各根据地尚未建立统一的领导，不可能建立统一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主要依托苏维埃政府内设组织机构代理国库业务。

　　1.经济委员会

　　1928年1月30日，湖北省委通过《关于乡村苏维埃的组织决议案》，规定在乡村苏维埃组织执行委员会，下设经济委员管理没收财产，分配土地，征收田税，改良农业与工商业事项。1929年12月，鄂西特委决定“县苏维埃政府设经济委员会，总理财政税务。”这一时期，“自县以下乡级政府，都需要在经济委员会的监督下，组织征收委员会，负责收费款之责。”各级征收委员会将缴获和没收的物资作为财政收入上解特委，再由经济委员会分配。政府的经济委员会为财政职能机构，代行国库分支机构职能，建立了收入支出的预决算制度，既受上级苏维埃政府的审核批准，也受同级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审议监督。

湘鄂西省经济委员会旧址

　　2.公营商业机构

　　湘鄂西根据地的公营商业机构分为红色商店和消费（生产）合作社两种。红色商店又称经济公社，分为省和县两级，属国有经济性质，兼营批发和零售业务，承担了给予部分获取财政收入的职责，是党的经济财政政策执行到群众中的主要桥梁。1930年，监利县白螺镇等集镇建立起了红色商店，随后在周老嘴镇开办省级红色商店。而消费合作社由各级苏维埃政府建立，受经济委员会管理，代行国库分支机构的职能，各乡设合作社，各区设办事处，各县设管理局。为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保障苏区物资供给，苏维埃政府分别在1930年3-11月三次会议发布的议案和法令中对组织消费合作社、赤区内外物资交流等问题作出了规定，“省苏财政部设货物仓库于洪湖，集中保存红军缴获和没收的各类物资，然后分拨给各级合作社和红色商店经销，售款上缴省级财政部”。

　　（二）金融机构代理国库

　　1930年3月，监利县召开第一次工农兵大会，会议根据鄂西特委的指示精神，通过了4项议案，提出由政府创办农民银行。1930年4月中旬，鄂西苏维埃5联县（5联县分别为江陵、石首、监利、沔阳、潜江）政府成立，创建了鄂西农民银行，任命戴补天为行长。湘鄂西根据地的早期国库体制伴随着金融机构建立开始萌芽发展。

　　1930年9月下旬，鄂西特委扩大为湘鄂西特委，同年10月，成立鄂西24联县政府，鄂西农民银行更名为“湘鄂西联县政府农民银行总行”，并在各县设分行、各区设支行和汇兑所，洪湖根据地原来建立的县级金融机构或停止，或变为其分行。湘鄂西联县政府农民银行还大力吸收存款，代理财政，上解国库。至此，洪湖根据地的金融机构基本上统一。1931年3-7月，湘鄂边和鄂西北根据地也相继建立了鹤峰苏维埃银行和鄂西北苏区银行，为湘鄂西早期国库正规化、制度化筑牢根基。

　　1931年12月11-13日，湘鄂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根据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精神，将“湘鄂西联县政府农民银行总行”升格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湘鄂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戴补天兼任银行行长，行址先后迁至周老嘴和瞿家湾，统一管理整个湘鄂西根据地的金融和国库业务。湘鄂西特区分行的建立，标志着根据地内分散的金融机构走向统一，早期国库体制伴随着金融机构的发展逐步健全。湘鄂西特区分行执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条例制度，代理苏区财政。“湘鄂西特区分行代理财政上解国库款，积极支援工、农、商业发展。银行形成单独系统，在苏维埃政府监视与保护之下，下级银行受上级银行的支配。政府不得在银行提款，万不得已时，也只能借后加息偿还。”1932年10月洪湖苏区失陷，湘鄂西国家银行特区分行被迫停业，1933年10月红军退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国库的主要做法

　　（一）收纳财政资金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国库部门办理的财政收入主要有五种。一是税收收入。税收收入又称公益费，是苏区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分为土地税、营业税及海关税等。土地税按收获量与阶级成分分春秋两季缴纳。营业税分行商、坐商两种，坐商以货物与流通资本为标准，征收累进税；行商以流通资本与采办货物的总价，征收统一的关税。海关税以流通资金与采购货物的总价统一征收。二是中央直达资金。湘鄂西根据地创建初期，部分经费由中央以党费和工运费的名义直接拨付，如1928年9月26日，鄂西特委曾致信中央：“来信及送来党费三百六十元均收到……希中央以后照此办理。”1928年12月5日报告说：“十一月工运费尚未收到，请补发，望以后按月寄来。”可见，直达资金是湘鄂西根据地革命初期的重要资金来源。三是罚没资金。罚没收入来源于没收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罚没或缴获资金，在湘鄂西根据地的国库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如1931年夏水灾之后，根据地政府开展渡荒斗争。“在汉川南河一区，一次没收现金一万余元、粮食六千余石，此外耕牛、船只、鸭棚不计其数。”四是战争缴获。红军和游击队在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主要用于军用战争费用和红军给养。如“兹将监、沔、石、华集中洪湖，于前月2日解决在峰口之敌，缴获18枝连枪，现洋3000元”。五是自筹经费等其他收入。主要是当地农民、知识分子及慑于革命威力的豪绅、地主所捐献的钱粮。

　　（二）发行地方公债

　　为了战争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根据地发行了地方公债。一是发行战争公债。1930年2月，贺龙为解决红四军东进的经费问题，以鹤峰县苏维埃政府名义向鹤峰城关等地居民发行借券2万吊（约合1万银元），于次年2月春将借给红军银钱人加倍偿还。二是发行建设公债。“1931年，湘鄂西根据地发生了特大水灾，为整顿水利、救济灾民、整修堤坝，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发行了30多万元水利借券，这是已知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发行最早的实物公债。”

　　（三）办理财政支出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开支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拨付军费。军费在财政支出中占有很大比例，主要有红军月饷、购买和制造武器费用，以及红军医院、兵工厂开支等。1930年8月9日，鄂西特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现在赤区经济困难万分，红军全由此间供给。”二是拨付行政经费。行政费用包括党、团、苏维埃政府、工会等各级行政机构的费用开支，仅次于军费开支，是湘鄂西财政开支的重要部分。据资料显示，湘鄂西省委曾就开支问题作出过概算“……合共，每月起码需八万元，以至十万元以上不等。”三是上划中央。地方政府将一部分收入与中央分成，支援中央苏区发展，上划数额视中央需要和地方筹款能力决定。如苏区曾向中央报告：“中央要五万元，……兹将介绍来现洋四千三百元，又赤金首饰共计十两二钱，合计五千元。请转交中央，其余正设法筹集。”四是支付各项建设费。主要用于兴办工厂、开采矿山、投资消费合作社、建立邮局以及建立学校、医院，所有开支均由国库部门拨付。

　　（四）建立财经制度

　　革命的分散性，使国库工作极不统一，开支漫无计划，浪费极为严重，为改善工作、平衡财政，苏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财经制度。一是建立和健全预(决)算制度。1930年1月29日，鄂西特委规定“各县取得的经济，都解缴特委，集中分用到全鄂西党的工作必须上面……要有经常的预算和决算，交特委审查和批准”。1930年4月28日，鄂西特委为切实贯彻预决算制度，再次下发通知，要求县市委对经济的收入和支出按全月通盘计算，并根据工作实际，在月初出具详细预算表、月终编制详细决算表，连同收据送交特委。二是统一财政管理。1930年11月，湘鄂西特委再次强调“财政须绝对地统一，以后各级政府按月须有预算与决算，呈报上级政府批准”。1932年1月召开的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财政须绝对统一，各县要解交省府所规定之款。”三是实行极端节省政策。湘鄂西苏维埃政府一方面紧缩支出，另一方面强化审核，采取压缩开支标准、减少部分支出、规定和控制公务员人数以及禁止浪费等手段，以达到节省财政开支的目的。

　　（五）加强财政监督

　　一是建立多部门监督制衡机制。湘鄂西根据地创建初期将任何工作开展都立于制度及监管之上，特委组织经济委员会，各县的财政收入都解缴特委，然后由经委分配；各县亦设经济委员会，负责运筹各县的“一切经济事宜”，实现了相关部门之间、业务处理的各环节之间的制约制衡，既保证了业务处理规范，又保障了国库运行安全。二是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依靠青年团的力量，组织“轻骑队”来监督检查工作，团湘鄂西省委于1931年11月制定了《关于轻骑队的组织与工作条例》，条例中明确了轻骑队主要负责打击财政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和贪污腐化作风，带着强制性的监督责任。三是严格整顿财经纪律。除了建立严密的财政管理体制以外，严格执行革命财政纪律，采取极为严厉的方式对贪污盗窃行为进行惩处，对于不按财政纪律办事、不负责任的，也分别给予追究、查处与处分。

　　三、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色国库的历史贡献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由于其管理的区县众多且分散，从初创到被迫退出只有短短的5年，却在建立苏区红色国库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为筹集财政资金、平衡财政收支以及严肃财经纪律等财经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中央苏区建立全国统一的财政国库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一）推进税费征管治理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地缘广大，苏区政府成立初期虽然作出了统一税收的规定，但各地执行政策不尽一致。然而通过湘鄂西红色国库的摸索实践，各根据地的税制、债制和税费征管逐步走向法制、统一和规范。各征收机构为做好组织收入工作，探索总结了多种措施和办法，对于保障革命战争供给，充裕各级苏维埃政府财政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中央苏区金库以此为基础，开展的税收实践、公债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以后中国金融制度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被誉为共和国税收预演和最早红色公债而载入史册。

　　（二）争取平衡财政收支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国库部门通过开源、节流两手抓，合理利用有限的财政资金，不但保障了政府运转和革命战争经费需要，还投资建设了各项基础设施、文化卫生机构以及各类商业组织，切实从经济发展上解决财政困难，从开展节约开支来收缩不必要开支，从落实预决算制度上监督财政预算资金往来，极大地改变了原苏区饥民遍野、满目疮痍的面貌，不仅辖内各根据地自身实现了收支平衡，还能为上级苏区政府提供援助，为支援全国革命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严肃财经纪律管理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通过制定《征收公益费条例》等制度，联合轻骑队组织开展监督检查财政工作，省县区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工农监察委员会，出台针对领导干部腐化、政府官僚腐败等整治措施，大力惩处贪污浪费、挪用与挥霍公款、玩忽职守等行为，一步步获得苏区百姓的信任与拥戴。也正是湘鄂西苏区铁的财政纪律，使革命财政工作能够得以顺利推进，对于保证党的坚强领导、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四、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色国库精神对新时代的启示

　　湘鄂西苏区国库工作的成功，在筹集财政资金、平衡财政收支以及严肃财经纪律等财经工作上，为中央苏区建立全国统一的财政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在湘鄂西苏区革命根据地形成的红色国库时代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是激发新时代国库人“忠诚爱党、勇于创新、一心为民、廉洁奉公、敢于斗争”的精神财富。

　　一是忠诚爱党的政治精神。旗帜鲜明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信念坚定是红色国库的政治灵魂。坚持把党对国库工作的领导作为开展一切国库工作的前提，1928年，在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程中，党特别重视金融工作，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同志把建立银行作为一项重要经济工作来抓，在极其残酷的武装斗争环境下，仍然坚持把创办农民银行作为苏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湘鄂西苏维埃银行运转的几年时间里，苏区红色国库采取统一的预决算管理、收支管理，保证红军和革命战争的给养和供给，集中财力、物力和支持红军粉碎敌人对湘鄂西苏区的几次“围剿”。

　　二是人民至上的服务精神。我们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新时代国库人将老一代国库人一心为民的服务精神扎根于新时代国库事业中。切实提高国库服务效能，践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配合财税体制改革，防控国库资金风险”，依法经理国库的履职责任，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全支持助企纾困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畅通国库资金汇划“绿色通道”，切实提高监管质效，守护好“政府收支生命脉搏”，保证国库服务“24小时不断档”，以实际行动诠释红色国库精神内涵，让“国库为民”理念浸入心扉，厚植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三是勇于实践的创新精神。1931年，洪湖苏区遭受特大水灾，国民党借此掘堤水淹苏区，苏维埃政府及时领导洪湖苏区群众与特大水灾斗争，并向受灾群众提供力所能及的救济，发行了30万元水利债券，为我国新民主时期与社会主义公债活动提供了有益贡献，扎牢了我们党的群众基础。现代国库人要充分发掘和传承红色精神文化资源，用心感悟历史深处的红色国库文化精髓，用现代科技为国库工作赋能增效，围绕解决工作重点难点问题、加快国库信息化建设、服务宏观政策决策等方面开展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让创新工作为新时代国库焕彩增色。

　　四是廉洁奉公的斗争精神。廉洁奉公的政治品格和凝结不屈的斗志是湘鄂西红色国库的精神特质，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红色国库事业坚定的理想信念、务实作风，激发新时代国库人“秉公廉洁、无私奉献、爱国爱党、忠诚履职”的精神风貌，践行“守库有责、守库担责、守库尽责”的政治责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地谱写新时代国库工作高质量发展红色乐章。

（栏目负责人：高辰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