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前突击低价入股 获刑广发证券原保代称是“行规”

　　在企业拟上市阶段，投行保代找人代持，突击低价入股，待企业上市后将股票转手，获利数十倍后退出。这样的操作违规甚至违法，却被视为业内“行规”。6月11日，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一份刑事裁定书，再度捅破这一行业“潜规则”。

　　三名涉案人士均为广发证券员工。裁定书显示：广发证券投资银行部原总经理钮华明、原职员张晋阳和陈德兵三人，于2009年底在东方国信上市前突击入股，通过代持方式，以每股4元的低价购入东方国信股份。

　　2011年1月，东方国信顺利上市，发行价为每股55.36元。股票解禁后，2013年，上述三人抛售原始股，共计获利4000余万元。裁定书称：其中张晋阳获利2400余万元，钮华明获利1200余万元，陈德兵获利460余万元。

　　裁定书维持一审判决结果：作为证券公司工作人员，上述三人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财物，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至两年六个月不等。其中两人被判处缓刑。这一判决目前已生效。

　　低价入股

　　本案的一审判决，由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底作出。这份判决书中的诸多证人证言，更为细致地勾勒出案件背后的行业“潜规则”。

　　东方国信的招股说明书显示：2008年3月，北京东方国信电子有限公司将净资产中的2000余万元折合股本2000万元，整体变更设立东方国信，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2009年11月，东方国信首次增加280万股。

　　这次增资扩股，是在广发证券建议下完成的。判决书显示：2009年9月，广发证券投行部副总经理刘某经钮华明许可，承揽东方国信IPO项目，并指派张晋阳和陈德兵等人组建保荐团队，进入东方国信。

　　刘某是东方国信IPO项目负责人。在保荐团队进驻当月，刘某就和东方国信商定，购入200万股东方国信的股份，并让张晋阳具体办理手续。刘某告诉张晋阳，如果上市失败，东方国信同意以原价加上定期存款利息回购股份，双方还签订了书面回购协议。

　　东方国信董事长管连平在其证言中称：2009年10月，刘某和张晋阳向其暗示，要求低价入股。“正好公司有融资需求，为了顺利上市，我就同意了。”东方国信常务副总经理霍卫平则在其证言中称：增资扩股的数量和股价，都是广发证券的张晋阳等人根据公司资金需求而设计。

　　“刘某利用了东方国信客观的增资需求及内心的利益绑定需求。”张晋阳在其供述中称，管连平和霍卫平曾经当面质疑，广发证券人士这样增资扩股是否合法，签订回购 协议是否公平，但当张晋阳表示这些均是“行规”后，他们就同意了。

　　不过，广发证券投行部华北业务区主管邱某某在其证言中称：“广发证券对保荐代表人、IPO项目相关人员有严格规定，禁止上述人员在相关业务中以个人名义收取、索要其他费用，包括加班费；禁止上述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以他人名义代持股份等方式，购买或受赠项目涉及的公司的股份。”

　　这200万股的分配，是刘某确定的。其中钮华明出资100万元，购入25万股；张晋阳同样出资100万元，购入25万股；陈德兵出资60万元，购入15万股。三人共购入60万股。

　　通过梳理证人证言后发现，低价购买股票的，并非仅有上述三人。广发证券另有多人从中获利，比如：时任广发证券投行部华北一部业务主管的赵某，分得50万元额度；广发证券投行部IPO、并购、再融资工作人员成某，分得60万元额度；广发证券工作人员詹某和张某，各分得56万元额度和60万元额度。按照每股4元估算，这四人共购入大约56.5万股。

　　种种迹象显示，投行员工低价入股拟上市公司，确是行业默认的“潜规则”。财新记者注意到，在判决书中，包括刘某在内，上述多人均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从广发证券多名员工的证言中可知：当刘某告诉他们“有个投资机会”时，他们甚至无须过问投资标的详细情况，亦无须了解代持方的个人信息，只需要按刘某的指示，把钱转给代持即可。他们内心非常清楚，这笔钱可能会投到某个拟上市公司，并在上市后并获得大笔收益。

　　判决书还显示，除广发证券的职员之外，还有多名刘某和张晋阳的朋友、老乡，以及协助其代持的人士，同样获得以每股4元低价购买东方国信股票的机会。

　　记者注意到，这份判决书中，并没有列出这200万股的所有分配明细，大约仅有130万股的分配，能够从判决书中看出去向，但有多名证人没有列明详细身份。这意味着：另有其他人士，以每股4元的低价，购买了大约70万股东方国信的股票。

　　法院认定，彼时东方国信股权估值区间，应在每股11.82元至22.20元之间。

　　获取暴利

　　2009年10月，张晋阳在尽职调查期间发现，管连平和霍卫平需要补交个人所得税，东方国信还需要剥离亏损企业，共计存在约400万元的资金缺口。他建议东方国信再度扩股80万股筹资，并获同意。

　　张晋阳将这80万股的投资机会，介绍给他的若干个大学同学和朋友。这些人以每股8元到10元不等的价格购买股票。这笔款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大约每股3.68元进入股本金；其余资金则以现金方式，由张晋阳交给东方国信的财务——210万元用于缴纳管连平和霍卫平的个人所得税，215.6万元用作偿还两家公司拖欠东方国信的款项。

　　判决书显示，由广发证券相关人士操作的这280万股股票，均由其他人士代持。“这些代持我都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和他们谈过东方国信的基本情况。”管连平在其证言中称，“他们和正常投资人不一样”。

　　东方国信上市后，这些投资人在2013年股票解禁后逐步套现，多数获得了10倍以上的利润。即便是后期以每股8元至10元购买原始股的人士，亦获得了5倍左右的利润。持有股份较多的人士，获益高达上千万元。

　　此外，张晋阳还以违规报销发票等形式，从东方国信收受贿赂款20余万元。

　　张晋阳、钮华明和陈德兵三人已被判刑。他们在法庭上辩称，投行保代突击入股IPO，是业内潜规则。其作为证券从业人员，购入东方国信的股份，确属违规，但并不构成犯罪。公诉机关则明确指出，“保荐人以市场价格收购拟上市公司股权是违规，以低价收购就是犯罪”。

　　法院最终认定，这三名广发证券人士，利用帮助东方国信上市的职务便利，通过开展IPO项目过程中获取的重要信息，在东方国信拟上市、增资扩股的关键阶段，低价突击入股，将自身利益与拟上市公司利益进行捆绑，属于以交易形式非法收受东方国信给予的巨大股权利益，价值分别为220余万元、190余万元、110余万元，已触犯刑法。（记者：王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