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行私人银行公益慈善的创新与实践思考

　　一、 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概况

 

　　（一）公益慈善行业稳步增长，创新模式不断显现

 

　　1.社会捐赠与慈善组织稳步增长

 

　　2016年《慈善法》颁布实施以来，社会捐赠总额保持历史较高水平。根据《2018年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7年、2018年慈善捐赠总量分别为3249亿元和3265亿元，显著高于2016年以前捐赠总额。

 

 

　　慈善组织是中国公益慈善市场的枢纽和抓手，是观测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据中国社会组织服务平台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全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已达5285家，其中2018年全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2545家，同比增长25%。在已登记的慈善组织中，基金会占比约80%。

 

　　2.慈善信托创新发展

 

　　2016年《慈善法》颁布实施以来，慈善信托也正式成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面，如雨后春笋般“生长”。根据《2018年中国慈善信托发展报告》统计，2018年慈善信托金额达11.01亿元，同比增长84.42%；新设立慈善信托79单，同比增长75.56%。

 

　　3.互联网募捐迅猛增长

 

　　截至目前，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已达20家，其中5家平台由社会组织（4家基金会、1家社会服务机构）运营。筹款金额前三名的平台分别为腾讯公益（20.4亿元）、蚂蚁金服（8.07亿元）、和淘宝公益（4.65亿元）。

 

　　（二）公益慈善法制化建设不断完善，但仍任重道远

 

　　2016年《慈善法》是我国第一部国家层面的基础性、综合性慈善法律，标志着中国慈善事业正式纳入法制化轨道。《慈善法》采用了“大慈善”的概念，不仅把促进科教文卫体事业发展及环境保护等领域资源开展的公益活动纳入调整范围，而且把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活动也纳入慈善活动的范畴，为中国慈善事业提供了基本法治保障。基本法律之外，与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性文件陆续落地，规章制度不断完善。

 

　　但总体来看,我国慈善事业的政策法规仍然滞后于慈善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还未形成较为完善配套的慈善事业政策法规体系，相关内容只散见于相关的法律、行政规章条款和有关“通知”等内容中。例如，我国尚没有慈善税收优惠制度的单独立法，针对捐赠人（个人、企业）的税收优惠制度，散见于各部门规章中，未成系统配套，且缺乏实物、股权捐赠等相关具体规定。

 

　　（三）主要依赖国有企业力量驱动，受政策导向影响大

 

　　我国慈善事业，政府以及具有政府背景的大型国有企业承担了重要角色，民间发起的慈善捐赠尚未形成主流。强政府导向容易形成公益慈善行为内生动力不足，难以聚集全社会力量。近年来数据显示，占企业总数不到1%的国有企业支撑了中国公益慈善市场捐赠的50%以上，而民营企业近年来有上升趋势，2016年数据显示民营企业捐赠占比达到36.7%，相比2015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民间社会力量投身公益慈善具有广阔发展空间。同时公益慈善受政策导向影响较大。例如扶贫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三大攻坚战，2016年扶贫资金总量从2015年的11.2%增长到21.01%。

 

　　（四）高净值客户公益慈善意愿增强，企业家大额捐赠渐成趋势

 

　　根据我行与波士顿咨询联合发布的《中国私人银行2019：守正创新 匠心致远》，65岁以上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目标为创造持久的价值，实现彩财富有序传承，而慈善捐赠计划是传承规划中重要的一部分。而对于有意愿建立家族办公室的超高净值人群，公益慈善服务的需求更为强烈。此外，聚集相当财富的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呈现规模化战略慈善态势。2018年7月31日，《福布斯》第十二次发布中国慈善榜，上榜的100位企业家现金捐赠总额为173.1亿元，与前一年的103.8亿元相比，大幅上涨66%，为近六年的最高值。

 

　　三、我行私行公益战略实施现状

 

　　（一）我行整体实施概况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监管部门关于金融精准扶贫的相关精神，国有银行承担公益慈善社会责任的战略基本围绕扶贫展开，我行也不例外。

 

　　1. 同业情况

 

　　根据中国《慈善法》，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一切活动均可纳入慈善范畴，四大商业银行公布的《2018年社会责任报告》来看，主要涉及扶贫领域的公益慈善行为。四大商业银行执行扶贫战略基本围绕依托金融科技和大数据，打造电商扶贫平台，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与覆盖度，支持产业扶贫，助力补齐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短板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各行结合自身业务特色，也推出如非洲扶贫、“金穗惠农通”等扶贫战略，但总体差异化不突出。

 

　　2.建行情况

 

　　建行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把提升金融精准扶贫质量放在首位。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总分行定点帮扶区域，强化组织领导和政策保障，精准对接脱贫攻坚多元化金融需求，将扶贫工作与普惠金融战略、金融科技战略深度融合，注重激发贫困地区内生动力，通过定点扶贫、产业扶贫、扶贫产品创新、电商扶贫、公益扶贫等多种方式，探索扶贫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截至2018年末，我行产业精准扶贫贷款余额630.40亿元，增幅31.75%。通过产业帮扶，已服务带动11.4万贫困人口就业增收。

 

　　建行依靠自身金融属性开展扶贫工作，从战略部署、组织保障到资金政策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切实践行了作为国有大行的社会责任。

 

　　3.存在的问题

 

　　银行的扶贫工作尚未有效带动社会整体参与到扶贫等公益慈善大潮中，忽视了深度挖掘合作伙伴，尤其是客户的资源能量，而庞大而丰富的客户资源正是银行得天独厚的近水楼台，是极其具有潜在价值的“蓝海”，充分挖掘利用好这些资源，将使银行的扶贫等公益慈善工作能够借力打力，事半功倍，从根源上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 “自下而上”氛围的形成。

 

　　（二）我行私行实施情况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高净值人士的私人财富积累离不开国运和民生的助力。而随着自身财富的不断累积，高净值人士对于回馈社会的意愿也进一步增强。在此背景下，私人银行可以通过帮助高净值人士建立慈善相关规划，对接相关慈善机构，推动影响力投资等方式，凝聚向善的力量、协助国内富裕人群更好回馈社会。

 

　　在田国立董事长“带上员工做公益、带着客户做公益、带动机构做公益”的号召下，私行业务条线创新公益慈善信托、公益慈善理财等服务，借助金融科技力量破解社会捐赠难题，开展公益慈善主题活动。

 

　　1.加强产品创新，推进综合化服务

 

　　顺应《慈善法》引起的社会慈善热潮，制定《慈善信托顾问业务管理办法》，创新推出慈善信托服务，满足高净值人士专属慈善需求。慈善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慈善目的，将其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受托人的名义进行管理、处分、开展慈善活动的行为。我行慈善信托服务依托建行集团子公司建信信托作为受托人，建行作为顾问，为具有设立信托需求的私人银行客户提供定制化信托服务。

 

　　创新慈善理财服务，集社会爱心精准对接扶贫项目或其他公益实践项目。联合总行资产管理中心，以扶贫地区项目为切入点，开发“扶贫惠民”系列理财产品，助力各地扶贫攻坚等慈善事业。在符合监管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定向支持特定区域、特定客户群体或特定项目开发建设。产品模式为我行向私人银行客户发行定制化理财产品，通过管理人让渡一部分收益，使投资人可通过分取超额收益用于定向购买我行扶贫地区特产，或者约定由私人银行客户将收益的部分或全部用于捐赠，由我行合作的慈善机构对捐赠款项进行管理和公益运用，定期跟踪披露项目情况。

 

　　以上海行为例，上海分行依托建行集团搭建“智善”公益平台，分别于2018年8月和2019年4月携手上海市儿童基金会推出两期“大爱有声 听建未来”集合信托产品，累计募集资金18000万元，客户将375万信托收益定向捐赠给上海市儿童基金会专项用于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贫困家庭“人工耳蜗”手术患儿，帮助55位先天听障儿童回归有声世界。

 

　　2.借力金融科技，破解贫困难题

 

　　依托区块链技术，联结捐赠方、慈善组织与捐赠对象架设开放共享的慈善服务平台，实现捐赠各环节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与慈善项目合法合规，助力捐赠主体（尤其私行客户）实现其捐赠意愿。2018年，总行私行部与深圳行联手向建行金融科技公司提交了结合中国政策环境和业务实际的系统开发需求，先期在深圳试点。

 

　　该系统主要为服务普通大众私人银行客户的捐赠需求，名曰“捐赠者建议基金”（Donor Advised Fund,简称“DAF”，）平台服务。DAF是一种帮助捐赠者开设专属账户、享受税收优惠、让捐赠者在善款使用和投资方面长期享有建议权的基金。捐赠资金归DAF管理方所有，捐赠者对DAF账户的投资方式、资助方式、受益对象享有建议权。该平台充分发挥建行金融科技的优势，尝试探索使用区块链技术记录捐赠各个环节的信息，同时为个人、企业提供了专业、系统、便捷的线上服务，可以创新性地解决了慈善资金使用透明度不够和募集主体受益主体身份确认的社会捐赠难点。

 

　　3.带动私行客户，参与公益活动

 

　　2019年，在总行办公室、党群部、公关部、公司部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私行部联合业务合作伙伴以及相关分行开展了一系列公益慈善活动。

 

　　4月，发起“精准帮扶、善益建行”健康扶贫系列活动，为安康1区3县，共635名贫困群众带来了一次免费的健康体检、义诊、体检报告解读，还分别为安康市中心医院和4个镇卫生院捐赠价值1.5万元的全科医生随诊医疗箱1台。很多安康百姓都是人生第一次体检，私行这一健康扶贫活动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烈好评。

 

　　5月，总行举办“2019 建行私人银行•云南腾冲公益慈善行”活动，邀请6年前在云南腾冲开展爱心水窖捐赠的客户再次前往当地，以回访调研、支教助学、非遗考察等活动形式进行公益走访。据腾冲市滇滩镇领导介绍，6年前的捐资已全部用于水城村人饮改建工程，该项目的实施极大改善了村子及周边村寨的人畜饮水情况，对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次公益探索满足私行客户与私人银行双向需求的公益落点，创新地运用纪录片为载体讲述公益故事展现仁者善行，藉此引发客户仁者向善感情共鸣，也向社会传递了建行私行品牌社会责任。

 

　　7月，为来自陕西安康和云南昭通国家级贫困县的25名乡村学生在北京安排了充满精彩与乐趣的夏令营之旅。夏令营围绕健康体检、文化创新、科技强国等方面，在大山深处的贫困孩子心中播撒爱和奋斗的种子。活动中，建行员工以及私行客户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切实践行了“带上员工做公益、带着客户做公益、带动机构做公益”的号召。

 

　　二、 对我行私人银行开展公益慈善的建议

 

　　（一）依托客户资源开拓“蓝海”，将公益慈善融入“三大战略”，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打造业务新的增长点。

 

　　我行具有丰富的个人、机构和企业客户资源，而这些客户资源正是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主力军。银行天生具有联结社会各方面供给与需求的属性，有能力也有意愿带动客户资源助力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近年来不断增加的社会捐赠总量，说明社会各界的公益慈善意识在不断增强。以私人银行客户为例，根据各大私人银行发布的高净值人群需求调研报告，富裕人群回馈社会的意愿更加强烈，公益慈善需求逐年提升，其“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健康财富观念日益成熟，不断涌现的企业家个人的大额捐赠也已渐成趋势。服务企业及企业家客户等高净值人群的慈善诉求，不仅是国有大行践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同时也能够满足客户的诉求，最好地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通过打造慈善平台实现的资金沉淀，慈善信托、慈善理财业务等制度创新，将打造业务新的增长点。在此背景下，建行私人银行部与普惠金融事业部可以联动服务企业及企业家主体客户，深入挖掘该部分群体公益慈善诉求，引导私人（私企）民间财富对于慈善和社会影响力领域的关注，畅通个人以及企业公益慈善捐赠渠道，凝聚向善力量，助力财富更好回馈社会。

 

　　（二）调研高净值人群慈善服务诉求，探索私人银行慈善服务路径，实现诉求与实现方式精准匹配，节约社会成本。

 

　　高净值人士回馈社会的意愿更强烈，社会应该营造一种“为富当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文化氛围，自发助力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为精准匹配客户诉求与服务，供给端以私人银行客户或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全面满足个人及企业慈善需求为目标，多维度界定私人银行客户群体，进行需求分析。需求端构建包括慈善规划咨询、慈善信托、慈善理财、慈善冠名基金、慈善公益体验的多位一体综合慈善服务体系。

 

　　通过前期客户调研，精准画像私人银行客户慈善需求，除了客户及家庭基本情况外，还需要关注投入慈善事业金额、实施慈善频率、是否有特定捐助对象（领域）、慈善工具选择、慈善活动开展渠道等方面，不同的需求细项组合搭配不同的综合服务方案。同时，为保证为客户出具满意的服务方案，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现行公益慈善相关政策法规，掌握慈善信托、基金会等慈善“工具”的优缺点，借力慈善组织、集团子公司等第三方资源为客户提供慈善顾问、慈善理财方案、冠名基金会、慈善信托架构设计以及慈善基金会与慈善信托联合等服务，帮助客户达成回馈社会、税务筹划、财富传承等目标，同时打造建行私人银行“善建益行”公益慈善服务品牌，全面提升我行社会服务形象和私人银行客户价值贡献。

 

　　（三）以信息化赋能慈善，打造全流程系统平台，实现透明可追溯，为形成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公益慈善氛围助推一把力。

 

　　将捐赠人与捐赠对象运用信息技术链接到一个平台，实现捐赠各环节透明可追溯，同时最大程度满足捐赠人个性化需求的系统平台是推动整个社会参与慈善的有益尝试。具有该种功能的系统平台在美国确有先例——富达捐赠者建议基金（Donor Advised Fund,简称“DAF”），该基金迄今捐赠金额已经超过比尔盖茨基金，同时为富达基金带来超过两位数的业务年增长。国内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DAF，银行借助金融科技战略，可以投入资金开发真正意义上的DAF。

 

　　对于服务捐赠人一方，通过帮助捐赠者开设专属账户、让捐赠者在善款使用和投资方面长期享有建议权和税收优惠来服务捐赠人慈善诉求。流程模块方面，尝试探索使用区块链技术记录捐赠各个环节的信息，为个人、企业提供专业、系统、便捷的线上服务，以期创新性地解决慈善资金使用透明度不够和募集主体受益主体身份确认的社会捐赠难点。对于银行来说，DAF小额、大众、分散、持续的特征带来的未来资金沉淀将是管理资产和客户新增的一个重要来源，充分体现了“融合业务做慈善”，也强化了国有大行责任担当的社会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