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上升为指导性的理论体系都源于时代需要，植根于时代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从改革开放起始到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指导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向改革开放转轨的伟大实践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金融发展的思想理念不断深化和创新，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金融体制。

　　邓小平金融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指导思想的历史发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其中关于金融的论述散见在邓小平同志的多次重要指示、讲话中。这些论述以解决生产力问题为探索起点，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为直接目标，以金融制度、金融体制和金融运行规律的研究为主要内容。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金融思想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推进了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邓小平金融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镜鉴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盛衰成败，深入探讨金融和市场经济关系、建立真正的银行、金融体制改革等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实践课题，对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作出科学判断，突破旧体制边界，克服旧观念束缚，指导我国金融改革进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之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济工作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同志总结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鲜明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以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以改革开放的决策思路启智、鼓劲、开局、转轨，金融领域在邓小平同志“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思想的指导下，开启了有计划、有步骤的金融体制改革。党的十二大至十三大期间，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在所处历史阶段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一步明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正式提出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金融改革的思想突破计划与市场的认识边界，重点从强化中央银行职能入手，推进专业银行企业化，探索发展金融市场，搞活金融，以造就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经济局面和活力；党的十三大至十四大期间，邓小平同志科学概括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总结治理通胀、稳定金融的经验基础上，突出“金融是现代经济中的核心”思想，完善我国中央银行体系，强化金融宏观调控思路，进一步搞清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共产党金融发展的指导思想迎来了新的跃升。

　　一、关于金融与经济的关系

　　正确处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是邓小平金融思想的精髓。信用与虚拟资本属于上层建筑的认识范畴，邓小平金融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运用于如何解决中国经济、金融的现实问题中，从客观的社会经济金融现象和社会经济过程出发，考察金融运行蕴含的内在的普遍的联系，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这些思想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金融思想的探索视野。

　　唯物辩证法是邓小平金融思想的基本方法。邓小平同志运用两点论重点论，充分认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提出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精辟论断。1991年2月，在上海谈到开发浦东新区，邓小平同志提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当时治理整顿经济历经了一番波澜起伏的过程，国内争论不断，这一简短的讲话坚定改革开放的初衷，道出了关于金融与经济的三个战略性命题：一是指明了金融与经济内在、本质的关系，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二是强调了金融在经济宏观调控中的战略作用；三是锚定了金融改革开放的战略方向，谋篇布局金融业的国际地位，争取实现国际货币自由兑换。邓小平同志强调的金融核心论，极富远见，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机制兼具计划性与市场化，生产要素普遍被赋予商品性，金融影响到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价值规律作用，从而间接调节微观经济的需求与供给，更灵活更有效支持社会再生产。随着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与产业规划相继推出，金融以市场为导向，助力产业结构、资产结构调整，一着棋活，全盘皆活的作用更加突出。

　　二、关于金融制度、金融体制、金融运行规律

　　金融制度、金融体制、金融运行规律是金融结构与资源配置的上层建筑形式，这三个层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邓小平同志将金融的研究领域不断引向深入，基于历史条件、国际比较，对金融制度、金融体制、运行规律都作出了科学分析，蕴含其中的是对三个层面内在统一性的深邃论述。

　　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存在不少不适应发展的观念和模式，长期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金融业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计划体制的许多条条框框以及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如：在信用制度上，片面强调信用必须集中于银行，否定商业信用和其他信用形式；在金融体制上，忽视银行作为企业的性质与作用；在信贷计划管理上，片面强调计划调节；在信贷业务上，重放轻管、重放轻收，忽视资金周转和经济效益，不重视发挥利率的经济杠杆作用；在内部经营管理上，不讲经济核算和合理的利差收入，干好干坏一个样；缺乏企业经营思想等等，这些思维惯性严重制约了金融事业的发展。

　　搞清楚社会主义本质及其经济制度基本特征，是明确社会主义金融制度的关键和前提。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将“社会主义本质”完整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揭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金融制度的内在统一联系，指明了建设社会主义金融制度的根本任务。

　　金融体制的改革思路，归根结底就是要适配金融制度。金融体制是金融行业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和经济管理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金融制度的直接反映。建立什么样的金融体制模式，是邓小平同志最为关注并不断探索的重要问题。其中，邓小平同志尤其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金融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在有关如何强化中央银行职能、提高银行经营管理水平、增强金融企业活力、转变发展方式、建立资本市场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

　　在邓小平金融思想的指引下，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从强化中央银行职能入手，突出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部署建立国家政策性银行和专业银行相分离、各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

　　真正银行论：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改革开放开启之初，邓小平同志强调最多的是，“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此后，“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成为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真正银行论”打破束缚银行手脚的思想禁锢，赋予银行更灵活更有效的供应资金机制，其中意涵非常丰富，影响深远，高度浓缩了金融改革的战略思想，指明了此后金融改革的政治方向，统领了金融改革的方方面面。宏观层面如发挥银行经济杠杆作用，避免“左”的错误，体现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处理好财政与信贷的关系，信贷收支同财政收支统一平衡；微观层面高度关注银行运用和管理信贷资金的自主权和企业使用贷款的自主权，认识到银行不仅是金融管理机关，更要向现代金融企业转变，真正成为经营货币、信用业务的经济实体。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将“真正银行论”落实到金融制度的建构中，直指银行的改革目标：“银行是经营货币、信用的企业，加快经营机制、管理体制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按照企业经营的原则，采用先进的管理手段，包括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采取先进的管理技术，使用现代化的技术设备，提高整个银行的管理水平，努力把银行办成真正的经济实体，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求平衡、自担风险”；农村金融管理体制改革从1985年起加速，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改革农村信贷管理体制，固定利率区分了差别利率和浮动利率，增强农村金融企业活力，要求把农业银行、信用社办成真正的经济实体，以进一步搞活农村金融业务。

　　重大思想转变：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人民银行既履行国家银行的领导和监管职责，同时又承担城市工商信贷业务。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真正银行论”直接把银行同市场经济联系起来，蕴含金融管理机关与金融经营单位各归其位之意，所以要不要建立中央银行制度、建立什么样的中央银行的问题必须形成新的认识突破。1982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及其与专业银行关系问题的请示》，这个文件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在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的管理全国金融的国家机关，同时继续担负办理工商信贷业务和城镇储蓄业务的任务。文件中“中央银行”的思想理念虽已正式显现，但关于中央银行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直接调控思路很难不引发争议。

　　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正式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建立社会主义中央银行制度，改变仅抓规模、资金、机构等直接行政干预的思路，转向抓监管、调统、运用金融杠杆的间接调控方针。此后沿着“真正银行论”的改革思路，国家继续改革和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方式，改变路径依赖，改革信贷计划管理体制，从主要控制信贷规模转向调控货币供应量。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再次明确：“中央银行以稳定币值为首要目标”，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出台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再进一步将“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与最终目标进行了统一的表述：“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破除意识形态困境：金融逐步成为宏观调控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手段

　　正是对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认可与接纳，金融逐步成为宏观调控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手段。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主要借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的经验，国内银行资金来源主要有三部分：吸收存款、国家拨款和银行利润、批准发行货币，资金分配和管理上呈现供给制状况，财政为主，信贷为辅，信贷、利息等经济杠杆无“用武之地”。邓小平金融思想摆脱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破除了社会主义不可与市场经济共存的意识形态困境，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运用银行来管理和调节社会主义经济，承认和运用价格、税收、信贷、利率等各种经济杠杆的间接调控方式，突破经济建设中的资金瓶颈制约，既激发社会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又防止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真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尝试建立资本市场

　　马克思1858年4月3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有段针对性的论断：股份资本是导向共产主义的“最完善的形式”。尽管如此，受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影响，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发展资本市场仍然是非常敏感的问题，理论禁区比较多。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清醒而坚定地提出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就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在实践中去辨明“证券、股市”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产物。这段谈话成为日后金融改革实践的指路明灯，对我国金融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影响深远。

　　三、关于金融对外开放

　　运用量变与质变、循序式渐进与波浪式发展的唯物辩证法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

　　邓小平同志十分强调对外开放的重要性，他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对外开放、发展世界市场的指导思想下，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秉承循序渐进的思路，早在1979年，就允许日本输出入银行率先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向发达国家打开了中国金融业开放之门。3年后，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设立。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出台，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在我国经济特区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不少国际知名银行登陆中国沿海。1990年9月，为配合开放浦东的国策，上海获准率先引进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1992年国务院批准大连、天津、青岛、南京、宁波、福州和广州设立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从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任务出发，使充分运用和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作用成为可能，带动人民币和内地金融系统循序渐进地融入全球化进程。

　　四、关于金融安全

　　邓小平同志也十分注重对金融资本及其安全问题的研究探讨。1990年12月24日，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到“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时，邓小平曾说，“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为什么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能够见效这么快，而且市场没有受多大影响，货币也没有受多大影响？原因就是有这十一二年改革开放的基础。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从此段谈话中，联系一系列邓小平同志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可以深切体会出邓小平同志金融安全观的辩证要义：金融安全的实质和目的是保持经济金融健康持续增长，实体经济发展必能有更强的能力承担和抵抗各种风险。理论特征主要表现在：其一，要从政治高度来把握金融安全的政治意义，金融工作一定要讲政治，金融安全是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其二，金融发展必须是在经济大局中才能真正发挥核心作用，任何邪路、歪路和歧路，都将自内而外影响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其三，深化金融体制和金融结构改革，在改革发展中增强应对风险的能力。邓小平反复强调“信贷失衡、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这样那样的问题，十分重视金融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以及资金自由流动和有效使用。对此，他曾针对性地指出，必须调整贷款方向、规模、结构和重点领域，限制货币发行额，大批地贷给人民和投入生产事业，下决心搞骨干项目，把信贷重点选择到能源、交通、农业、教育等基础设施；其四，加强金融监管。政策监管与法制监管二者均不可废，邓小平同志要求要指导和监管银行贷款。有责任对贷款进行指导，指定用途，“钱贷出去以后要检查，使之用到适当的地方，否则就造成无政府状态。有些东西生产超过市场需要太多，销不出去就有了问题，要指导转产。”

　　从1979年起，在金融领域，大量的市场要素引入，提高了金融业的活力与生机。到1991年末，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存款余额17590.92亿元，是1978年的13.5倍；贷款余额19870.11亿元，是1978年的10.48倍。全国累计发行各种证券3300多亿元。国内金融营业网点由1978年的3.7万个发展到1991年的22.93万个，并相继引进了一批外资金融机构，有29个国家和地区在我国14个城市和经济特区设立了218个代表处和47个营业性机构。在邓小平金融思想的指引下，改革开放后的金融事业蓬勃发展，金融实力不断壮大，改革成就举世瞩目。（作者系中国金融政研会副秘书长）

栏目负责人：高辰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