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金融史17｜“一五”时期金融机构体系的变革探索

　　建立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是在经济薄弱的基础上更好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顺利推进“一五”计划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党和国家掌控和稳定全国的经济形势。计划经济能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保障重点建设，高效推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正是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巨大优势，“一五”时期国家才能克服资金、物资、技术力量严重不足和管理经验缺乏等重重困难，进行了以156项工业建设为中心的900余项重大工程建设，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与此同时，伴随着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迈入了振奋激昂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一五”时期，金融管理体制、组织机构体系在支持“一化三改”和“一五”建设的进程中加速走向高度集中统一。对金融业的管控分为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两个系统，即财政部领导交通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私营典当行、公私合营银行、侨资银行以及外资银行。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纵深推进，我国所有制结构顺利向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平转变，经济体制日益计划化、集中化，金融业也进一步再造集中与统一的新秩序。

　　一、中国人民银行撤销各大区区行

　　(一)撤销中国人民银行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新中国成立后，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代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和监督地方政府。1950年11月21日，为与国家设立大区中央局和大区政府相适应，《中国人民银行试行组织条例》颁布，要求在各大行政区设立区行。当国家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为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减少组织层级，提升工作效率，及时掌握基层情况，实时调整政策策略，1954年6月19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统一部署，国家撤销中国人民银行大区区行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接管理各省、市、自治区分行，加强了对全国金融活动的统一领导和计划集中管理。

　　(二)配合行政区划，中国人民银行重设组织机构。1955年5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配合行政区划，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设省分行、自治区分行、市分行；省辖市、自治区辖市根据市区人口多寡、业务繁简及历史情况，设市分行或市支行；行政区根据辖区大小及其行政机关的性质，设行政区分行、行政区办事处或行政区中心支行；自治州设自治州分行或自治州中心支行；县、自治县、旗，分别设县支行、自治县支行、旗支行；区办事处下设分理处、储蓄所及营业所(郊区)；林区、矿区、街道、集镇办事处、分理处、储蓄所等机构根据业务需要分别设立。

　　二、执行结束运营、允许大部分歇业、争取保留少数的方针政策清理外商银行

　　新中国成立后，外商银行的经济特权已被彻底取缔，1950年底美国组织“禁运”后，国内的外商银行业务量锐减、亏损增加、负债超过资产，清偿旧欠不积极，大部分准备结束运营，撤出中国市场。“一化三改”启动时，在华外商银行总共还有21家，美商5家、英商8家、法商5家、比商2家、荷商1家。1953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出台对外商银行处理的初步意见，决定根据不同对象采取结束运营、允许大部分歇业、争取保留少数三种不同的方针政策，清理外商银行。具体情况是：

　　一是关于争取保留少数的政策：争取暂时保留英商、法商各一家，分别是上海汇丰银行、天津汇理银行。由于当时国家在英属区还有银行，所以很有必要保留英商汇丰银行。法商银行主要是基于中法贸易的需要。为争取保留这两家外商银行，国家银行适当授权其业务范围，增加收入，做到不亏或少亏；并允许裁员减薪，减少支出以及债务集中一地清理。

　　二是关于允许大部分歇业的政策：清偿后歇业的银行主要有荷商(上海荷兰银行)、比商(上海、天津华比银行)、法商(上海汇理银行)以及四家英商(上海和天津麦加利银行、天津汇丰银行、上海有利银行)，允许这些银行在清偿债务特别是冻结美金债务后停止营业。

　　三是关于结束运营的政策：直接清理结束五家美商(上海运通银行、美国商业银行、大通银行、友邦银行、花旗银行)、三家法商(广州、北京、汉口汇理银行)、三家英商(上海新沙逊、汕头、北京汇丰银行)，这十一家均是解放前后已歇业，但由于一直僵持在先进(我方坚持先调款进来清理)或先出(美方坚持先让人出去然后再调款进来清理)问题上，到“一五”时期才最后清算终结。

　　其中，由于国家银行对待清算、歇业的外商银行，坚持冻结美金、债务必须清偿后，才会作为清理完毕处理及允准负责人出境的硬性原则，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大部分外商银行特别是五家美商、四家英商、两家比商、两家法商银行陷入僵局。“一五”计划完成时，除设在上海的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两家英商银行获准营业外，其他外资银行全部清理出中国市场。

　　三、加强对私营侨资银行的管理

　　侨资银行从属于国家私营经济政策的统一管理。“一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加强了对私营侨资银行的管理。1953年下半年，全国有集友、华侨、东亚三家私营侨资银行均在上海继续开展金融活动，这三家侨资银行的进出口放款业务比重占到全市的18%。根据维护侨胞投资事业的照顾政策和私营金融业受国家监督与指导的原则性政策，1953年11月26日，中财委要求上海市人民银行对私营侨资银行加强管理，并提出相关意见，要求上海市人民银行指定专职干部与侨行加强联系或不定期召集其负责人汇报业务情况，指示业务方向及经营尺度，以加强领导；根据具体情况，掌握侨资银行在国际贸易业中经营状况，使其获得合理利润空间，存款必要时可转存人民银行。中财委还对侨行业务作出限定，要求私营侨资银行要以侨胞投资或与国外贸易有关的企业为发展范围。

　　四、公私合营银行纳入中国人民银行体系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1950年全国调整公私关系的统一部署下，国家银行对私营金融业整顿监督不断加大力度，全国范围内60家公私合营及私营行庄，于1952年底合并成立了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改组后的公私合营银行是国家银行领导下的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设总管理处，在国内外重要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派出陈穆同志担任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主任。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中公股董事由中国人民银行指派，私股董事由各参加单位协商推举代表担任，资方代表76人、公股代表27人。在公私合营银行中，集中了全国有代表性的金融资本家120多人，如周作民、项叔翔、王志莘为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陈朵如、资耀华、黄钦书、沈日新为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副主任，留在海外的陈光甫、李铭、钱新之仍保留董事职位。公私合营银行经核准，经营下列各项业务：代理中国人民银行储蓄业务；办理私营工商业存、放业务及各种进出口外币贷款、押汇及代收款项；办理华侨汇款；办理银行信托业务；办理经核准之其他有关银行业务。在主要城市中(九个城市)凡公私合营银行有机构的地区，人民银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存款、放款、汇兑三项业务及办理三项业务的机构、干部合并到公私合营银行；无合营银行机构的地区，仍由人民银行机构办理；人民银行分行的私人业务管理机构与合营银行的分行合并办公，对外仍为两个名义。这样使公私合营银行的业务全部纳入了国家计划。到1954年11月，国内北京、天津、上海、汉口、重庆、广州、西安、南京、青岛、杭州、厦门、长沙、昆明、成都等14个城市设有分行，员工6000多人，存款12000亿元(其中包括代理人民银行储蓄4000亿元)。

　　中央对私营金融业的政策很明确，金融事业应受国家严格管理。1953年3月4日，中共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报送《关于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对金融资本家与工商业资本家区别对待，充分估计到行庄在社会经济改组过程中可能而且需要首先结束，因此主动采取了限制、削弱并准备收编的方针。国家银行接防金融阵地，以加强国家对私人工商业的领导，统一管理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金融事业。主要掌握行政管理与业务竞争两个武器，经过三个阶段贯彻了国家统一管理金融事业的方针”。报告还汇报了对金融资本家和私营银行职工的政策安排：“在接管整顿过程中，对金融资本家定期发给股息，并给予地位照顾；对职工进行整编工作，分别情况予以安排；在接管中，资本家交出经营、财务、用人等三权，完全由国家统一管理”。

　　自总路线公布之后，私营工商业的业务量已逐步减少，1954年8月，工商业存款从最高8900亿元下降为5800亿元，放款从最高4586亿元下降为893亿元，而且业务量还在继续衰颓下去。考虑到银行信贷要贯彻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必须加强对公私合营银行的领导，中财委向中国人民银行明确了“利用合营银行担负办理储蓄存款的任务，并把人民银行储蓄部门与合营银行统一起来，以进一步加强对合营银行的改造”及“原有的对私营工商业的业务，暂时仍可由其继续办理”的方针政策。国家银行遵照中财委指示，征求金融资本家周作民、王志莘、项权翔、资辉华、吴晋航、沈日新等人意见，决定统一合营银行与储蓄部门，以进一步加强对合营银行的改造：一是在设有公私合营银行机构的城市，将人民银行的各级储蓄机构与公私合营银行合并，为顾及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影响，按照“原有的对私营工商业的业务，暂时仍可由其继续办理”的方针政策。对外仍保留公私合营银行的名义，对内实际上成为人民银行的储蓄专业部门，公私合营银行除办理人民银行各种储蓄业务外，并得以办理其他有关信托业务和原有对私营工商业的业务。二是在机构合并后，妥善安置和使用原有私股代表与实际在职人员，贯彻好对整个资产阶级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三是公私合营银行股东的股息采取保息办法。因为金融业不同于工业，公私合营银行的业务完全由国家银行授权；同时，公私合营银行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早已规定与人民银行一致，即使在亏本的情况下仍可维持与人民银行同等待遇，所以合营银行在分配盈余时仿照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在实际上采取保息的办法，股息定为年息五厘左右。

　　1955年2月1日，分布在全国14个城市的公私合营银行与当地的人民银行储蓄部合署办公，成为专营储蓄业务的专业机构，原私营工商业业务归并人民银行，外汇业务归并于中国银行，其他房地产、仓库等业务，分别移归有关部门接管。1957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并入中国人民银行私人业务管理局，公私合营银行不复存在，完全融入中国人民银行系统。

　　五、中国农业银行二次建撤

　　在农村，到1953年年底，全国建设有2200个国营农场，130多处大型水利工程，230多万处小型水利工程，14000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近万个信用合作社，农村手工业大量存在。火热建设中的农村对贷款的需求大量增加，大量的小额农村贷款需要及时发放、检查与收回，广大农民中零星资金需要及时吸存与兑付，更何况农贷政策的贯彻，需要地方党政的具体领导并且必须是密切联系于农业生产的有关部门。而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任务主要集中于国营企业、合作企业、私人企业的储蓄、信贷以及调节全国货币流通等任务，其组织形式、领导关系、工作方法已无暇兼顾农村金融工作的方方面面，农村金融工作相应配套无法跟上，迫切需要一个独立的全国性农业专业银行，运用金融力量保证党和国家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年底，国家银行已有约18万亿元的农业专款(农贷11.2万亿；基本建设投资7万亿)，一万以上的农村金融机构与十万左右进行农村金融工作的专业干部，主客观条件均已具备，建立全国性农业专业银行已有人力、财力与机构基础，于是在1955年3月1日，国务院批复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立中国农业银行的请示报告，参照苏联经验，建立专业的农业银行，加强农村金融工作，以统一国家的农业贷款和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的工作，有计划地支持农业合作化运动，打击直至消灭农村高利贷，建设社会主义的信贷制度，更重要的是，新成立的农业专业银行要有助于增加农作物产量，配合国家工业建设。与此同时，国务院批复规定，中国农业银行归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一个直辖行，在政策方针、计划上，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受国务院(五办、七办)的领导，在业务工作上同时受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领导，国务院对其具体管理规定如下：(一)农业银行总行贷款政策、计划的掌握，信用合作、农村储蓄方针任务的决定，资金增加或减少，农村利息的变更，财务盈亏的处理，以及重要章则制度的厘定，均须分别报呈国务院(第五、七办公室)和人民银行总行批准。中国农业银行的会计制度、经费开支、机构编制、干部管理教育等制度，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二)农业银行分行除受农业银行总行和省(自治区)党政的领导外，并受当地人民银行分行的指导。农业银行设置以下层级：总行、省(自治区)分行、专区(行政区、自治州、盟)中心支行、省辖市办事处(或支行)、县(自治区、旗)支行。区级机构主要有三种形式：派驻人民银行营业所的农金工作组、农业银行设置营业所、在信用社基础较好的区，由县支行直接通过信用社进行业务，不单设农行机构。

　　1955年3月25日，中国农业银行宣布成立，中国人民银行选派乔培新同志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中国农业银行拥有自己的独立资金，其资金来源于：农村储蓄和存款、由国家预算所拨付的农业银行基金和农业贷款资金、人民银行对农业银行的临时贷款。各级农业银行的现金出纳计划，均纳入当地人民银行的现金计划之内，以便于国家银行对农村货币流通的统一管理。

　　在“一五”时期，中国农业银行乘势而上，努力吸收农村居民、生产互助合作组织、集体和国营农业、水利企业机关的储蓄及存款，办理农村农业、畜牧业、渔业、林业等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及个体生产者的长期和短期贷款，按照国家预算对农业、林业、水利的基本建设进行投资拨款和监督，尤其是创造性地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扶助农村信用合作发展，强有力地推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除设立服务农村的专业银行外，中国人民银行不断规范、扩充和巩固农村信用合作组织。1954年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由重点试办走向全面推广，信用社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在农村调剂资金、扶助生产的重要补充，在“长期办社、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指导下继续发展。

　　到1957年，农业银行已经建立的机构有总行、各省(自治区)分行和大约70%的县有县支行(其中大多数不是独立的会计单位)。不过在两年的发展当中，也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中国农业银行在机构设置、农贷投放、吸收储蓄等方面与中国人民银行存在部分重叠，业务发展有所冲突，特别是县以下的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工作很难划分，干部不便统筹任用。考虑以上这些因素，1957年2月12日，中央同意邓子恢、李先念两位同志关于将人民银行和农业银行重新合并的报告。1957年4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文撤销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贷工作即由人民银行统一负责办理，人民银行有关农村信贷工作的方针、政策仍接受各级党委农村工作部的指导。

　　六、私营典当业并入中国人民银行业务体系

　　全国的私营典当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过清理整顿后已寥若晨星，主要分布在上海及江苏、福建、浙江等3省13个城市，到典当行当款的主要是工人、失业人员和农民。抵押品种类以衣物为主，占到抵押品的80%以上。从1954年起国家对私营典当业的改造采取的是“促其自然淘汰”的方针政策。1956年2月，国务院决定以公私合营方式对其加速改造，将其直接转变为经营小额质押贷款的机构，归中国人民银行小额质押贷款处管理。全国私营典当业全行业合营前为202户，合营后减为186户，从业人员有944人，资本总额为1050997.86元，其中流动资金984409.13元，固定资产为66588.73元，合营机构组织全部更名为公私合营小额质押贷款处。典当业正式并入中国人民银行业务体系。

　　七、财政部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变革与调整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之一，是我国走向独立和强盛的必经之路。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需要国家巨额资金支持。我国工业化建设资金的来源，起初主要是依靠内部积累，1954年已占全部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随着经济建设乘势迅速发展，国家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逐年大幅增加，如何才能有效使用巨额的建设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投资效果，避免企业中不同程度存在的供给制思想、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和本位主义思想?为此，一个事关基本建设资金的专业银行开始酝酿筹划。1954年5月10日，财政部向中财委报送《关于在交通银行原有机构和干部基础上正式建立办理基本建设投资拨款监督工作的专业银行的报告》，拟借鉴苏联经验，成立专业银行，以便按照国家预算办理基本建设拨款工作，推进经济核算，降低成本，促使基本建设按计划完成。中财委原则上同意财政部的建议，并将建议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报告。1954年9月9日，政务院第二二四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决定》，决定在财政部系统内设立专业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办理基本建设的拨款监督工作。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虽然名义上是“银行”，但运行模式一直是财政机关属性，并不进行商业化经营活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于1954年10月1日正式成立，马南风同志为首任行长。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具备财政和银行的双重职责，此后在各省、市、自治区设立分行，在地区、市、县设支行，在大中型建设项目所在地和建设任务比较集中的地方，设支行或办事处。1958年国务院明确规定全国各级建设银行为行政性质的专业机构，各地建设银行系统的人员编制统一纳入地方行政人员总编制之内，干部的培训、升降、调动也由地方统一管理，有关机构的设立、裁撤、改组也均由地方考虑决定。

　　根据《决定》，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主要任务是：负责根据国家批准的计划和预算，监督拨付国家用于基本建设的预算拨款及国家企业、事业机关等用于基本建设的自筹资金；根据国家批准的信贷计划，对国营包工企业及地方国营包工企业，办理短期放款；负责办理基本建设拨款的结算业务。现金出纳业务，仍由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监督基本建设资金专款专用，并对建设单位和包工企业的资金运用、财务管理、成本核算以及投资计划的完成情况等，进行检查监督。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设立兼具宏微观意义，从宏观层面看，使各级财政机关基本建设的拨款监督工作有了具体抓手，有助于健全国家基本建设拨款、保证建设资金的合理使用和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微观层面，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设立对建设单位和建筑企业改善组织管理，重视基本建设的财务工作，贯彻经济核算，实行严格节约制度，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放款监察之责。

　　交通银行。交通银行移交财政部后，主要负责监管公私合营企业的有关业务，发展与公私合营企业的存贷款等业务，发挥财政功能成为其突出特点。1954年12月13日通过的《交通银行章程》明确“交通银行是国家指定的对公私合营企业执行财务监督的专业银行”。《章程》中确立交通银行股份制的管理架构，共发行60万股，股息为年息7厘，其中国有股为52万股，占总股本的86.7%，占绝对比重。在董事会25名董事中，13名由财政部指派，7名常务董事中由财政部指派董事长。在监察人会(即监事会)9名监察人中，由财政部指派5名并指定一名首席监察人。交通银行主要负责的事务包括：执行有关公私合营企业财务监督的事务；统一管理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股、代管股和指定的公私合营企业投资股的股权；办理国家对公私合营企业的增资拨款和对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增资拨款；办理国家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应得的股息红利和其他款项的收解事宜；办理其他有关银行业务的受托事项。“一五”时期的交通银行国外分支机构还可以经营外汇业务和当地法令许可的一切银行业务与投资业务。

　　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经过一系列的改组改造工作，绝大部分企业实行了定息，企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交通银行在财务处理上，除发付私股定息和缴纳所得税外，基本上按照国营企业的办法归口管理。但是由于还有私股和国外机构及历史较长等关系，交通银行名义还不宜取消。1957年10月18日，财政部决定，交通银行的机构统一办理地方国营企业和地方公私合营企业的财务监督工作，但对职权范围和组织机构作出了改动和安排：职权范围方面，凡是地方国营企业和地方公私合营企业的财务监督工作，自1958年起由交通银行统一办理。交通银行办理的中央级公私合营企业的财务监督工作，则自1958年起移交给财政部有关财务司进行办理，交通银行成为在财政机关领导下办理地方企业财务监督的专业银行；机构安排方面，将财政部农林水利地方企业财务司的地方企业财务处并入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同时加挂财政部地方企业财务司的牌子；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的企业财务管理部门和交通银行分行合并，对外是交通银行分行，同时也是财政厅局企业财务处(科)。合并以后的交通银行受同级财政部门领导。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自1952年归财政部领导后，也逐步走向集中统一。1955年6月28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保险公司国内四个分公司被撤销，中国保险公司成为专营海外保险业务的专业保险机构，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领导。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公私合营新丰保险公司走向联合。1956年经财政部批准，两家公私合营保险公司实行合并，改为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合并后的管理机构从上海迁至北京办公，受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领导。这样，我国保险业形成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国内保险业务，中国保险公司、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香港民安保险公司经营海外业务的保险业格局。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划归财政部门领导后，层级体制划分为总公司、省(市)分公司、专区和县(市)支公司三级机构，还包括设在若干较大城市市区内的办事处——营业部，以及县和县以下的营业所等基层单位。到1954年10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专区和县(市)支公司以及办事处、营业所等基层单位共有1209处。“一五”时期在领导体制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由财政部直接领导，大行政区区公司及省、市分公司，受上级公司和当地财政部门双重领导；专区中心支公司和县支公司，受上级公司和当地政府双重领导。这一时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除直接经营国外业务外，海外业务及私营企业的外币业务由中国保险公司负责办理，在国外有香港、新加坡、雅加达三个分公司，吉隆、槟城、泗水三个支公司及澳门一个办事处。太平、新丰两家公私合营保险公司未合并前，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领导和监督下，业务逐渐向国外，特别是东南亚拓展。此外，保险业还有在香港注册的香港民安保险公司，经营港澳两地水火险业务。

　　由原官僚机构接管过来的公私合营保险机构——中国保险公司，解放前在国内外设有分支机构多处，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保留其国外分支机构外，中国保险公司为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保留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四处分公司继续经营私营企业的外币保险业务。“一五”时期私营进出口商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业务量大幅减少，中国保险公司国内部分的业务来源也随之减少，发展渐趋颓势，天津、青岛两家分公司已有入不敷出现象。为了精简机构便于集中领导，1955年4月25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国务院同意，在不影响国外保险业务经营的情况下，将中国保险公司总管理处合并至人民保险公司内办公，并撤销中国保险公司的国内四家分公司。

　　太平、新丰两合营保险公司自1951年底实现合营以后，国内机构由于机构臃肿，开支大，盈余少，亏损在所难免。考虑到太平保险公司在海外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尼等地区均设有分支机构经营海外业务，而新丰保险公司没有海外机构，为进一步推动对合营保险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8月1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将两公司合并为一家公私合营机构，保留太平保险公司的名称，停办国内业务，明确其业务重点放在国外，利用其海外机构，发展海外业务(太平当时有香港、新加坡、印尼等七处海外机构)，以便加强对海外保险机构的领导，积极为国家争取外汇资金。自合并后的总机构迁往北京办公，两公司所有上海地区的保险业务及未满期保单责任，统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继续负责。

　　八、农村信用合作社基本实现“一乡一社”

　　在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的政治任务下达后，中国人民银行承担起大力发展群众性信用合作运动的主攻任务。1954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正式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信用合作会议，提出了信用社组织发展的明确目标，计划1954年底信用社发展到3万-4万个，1957年达到一乡一社，基本实现信用合作化。

　　1954年是农村信用合作由重点试办走向普及发展的一年，也是为我国迅速实现农村信用合作普遍化有决定意义的一年，信用合作运动深入推进。据不完全统计，到1954年12月底，信用社股金达到1.2亿多元，信用社已由1953年的9400个发展到12万个，社员达7000多万人。此外，全国还建立了24000个信用小组和1800个供销合作社信用部。在山西、河北、陕西、辽宁、湖北、湖南、河南、广西、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山东等十三个省和京、津、沪三市建社的乡已占到总乡数的70%左右，并有300多县已经实现了乡建社的计划。

　　毛泽东同志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极为重视与关心，随着“一五”计划的推进，他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与变化。1955年7月31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从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角度，用了相当的篇幅论证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他指出：“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指引下，农业合作化成为推进和带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引擎。1955年，全国合作化运动迅速掀起高潮，信用合作社也发展到将近16万个，建社的乡占全国总乡数的85%，入社农户760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65.2%，集中股金2亿元。1956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分行行长会议，确定1956年要进一步积极发展信用合作事业，建立新社，巩固扩大老社，争取做到应入社的人大部或全部入社，积极吸收股金和存款，充分发挥信用合作社的作用。当年信用合作社发展的步伐继续加快，到年底，全国97.5%的乡建立了信用社，全国基本上实现了信用合作化。信用社拥有社员近1亿农户，股金2亿8千万元，经常性存款6亿元，到旺季接近11亿元，放款最高额达到12亿1千万元(其中有2亿元到3亿元是代国家发放的农贷)，贷给社员个人的生产、生活贷款占58.3%，贷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占41.7%。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国农村进行了信用合作社的试点，“一五”时期是信用合作组织迅速发展的阶段。信用社配合国家农贷，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信贷力量，并使农村的闲散资金归拢到信用合作社，成为扶持生产的重要资金来源，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借贷关系格局，成为国家银行加强农村金融工作的有力助手，对于巩固工农联盟促进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推进，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虽然在信用社试点和发展过程中，有些地方出现急于求成、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的现象，在全国农业合作化“反急躁冒进”纠偏中，也对信用合作社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整顿，然而这些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丝毫不能阻挡农村信用合作化这一历史性变革的进程。1956年7月，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全国农村金融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上对信用合作社的作用与前途作出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那种认为农业合作化以后信用社已无单独存在的必要，和主张信用社变成银行的下属机构都是不恰当的，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信用社不论是在扶持生产方面，或在同高利贷作斗争方面，都是国家银行的有力助手，它不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存在的必要，并且还会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作者：濮旭、李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