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的10年间，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我国金融领域新的实际，不断实践、勇于探索，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挑战，取得了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胡锦涛同志创造性地提出科学发展观，形成了科学发展观中的金融思想体系，产生了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金融思想模式，推进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新发展，在充分认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宏观调控、金融对外开放、金融安全等重要理论上，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学的新境界。

　　

　　科学发展观中的金融思想体系从新世纪新阶段经济金融发展的全局出发，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对金融业的发展理论、发展观念、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作出了一系列新的概括与阐述，其历史动因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旨在发挥金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金融创新，增强金融业核心竞争力和服务能力，提高金融监管水平，使金融更好服务于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观中的金融思想体系在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发展史上得到多方面的深化和拓展：在对象方法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突出金融制度、金融体制机制和金融市场运行的整体研究；在理论结构上，以金融与经济的关系论、金融制度论、金融改革论、金融开放论和金融安全论为主体部分，把握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在逻辑思路上，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理论基点，着力于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运行的探索研究，形成“科学发展观中的金融思想”的主体表达。

 

　　新世纪新阶段，西方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能源、金融、信息等方面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这一时期，金融业是抢占先机、开创新局，赢得红利，还是故步自封、亦步亦趋，最终被束缚？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是适应时代，拥抱变化，不论国内金融业的阶段性表现如何，“科学发展观”是贯穿其中的一条鲜明主线。

 

　　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把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的市场化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合起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创新，深化金融等改革，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党的十七大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等。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党的十八大继续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一系列重大成果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以崭新的思想内涵和时代特质。

 

　　一、充实和丰富对于“金融与经济的关系”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有了很大发展。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金融作为聚集和分配资金、进行资金融通、引导资金流向的重要桥梁，作为促进各生产要素结合、形成新的生产力的重要手段，作为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杠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金融活动日益广泛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金融在调节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纵观党史，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正确认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这一理论课题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金融研究，指明“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金融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语定弦；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又作出了一系列相关的重要论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纲挈领地指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金融改革画卷由此徐徐展开。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发展观为遵循，继续深化拓展对金融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进一步厘清金融与经济之间的从属关系，强调并坚持金融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理念，这是科学发展观应对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破题之论、独具匠心之思，扫清了人们对金融自由化思潮的困惑，是金融业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支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逻辑本源和思想指南。

 

　　（一）金融应该服从和服务于经济

 

　　2007年8月28日，胡锦涛同志主持中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专题学习世界金融形势和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时，提出金融应该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的重要论断，与时俱进地提炼了金融“配置资源、调节经济、服务发展”的三大功能，将金融摆在了整个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一是在“配置资源、调节经济”的层面，通过有效地运用金融手段搞好宏观调控，推动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二是在“服务发展”的层面，要求金融企业要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和目标任务，积极调整服务方向和重点，全面发挥服务功能，既要重视近期效益又要注重长远效益，在努力增加盈利、提高效益的同时，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持力度，积极为调整经济结构、推动自主创新、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作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需求，努力为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贡献力量。这样，金融业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并驾齐驱、相辅相成，通过金融手段、金融工具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优化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极大地激发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二）保障金融安全是保障经济安全的核心

 

　　新世纪新阶段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国内外金融市场联系和相互影响越来越密切，党和国家领导人迫切需要适时调整政策思路，对“金融安全”问题严阵以待。同样是在2007年8月28日中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上，胡锦涛同志创新提出“保障金融安全是保障经济安全的核心”的金融安全核心论，进一步阐述保障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金融领域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小的风险酿成大的风险，局部性风险演变成系统性风险，就会妨碍改革发展进程，甚至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做好金融工作，保障金融安全，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维护经济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越来越成为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随着美国次债危机的全球蔓延，这种忧患意识愈发深刻强烈。金融安全核心论，观察的视角不再局限于金融领域，而是放眼整个社会，在保障经济安全的执政视域中牢牢占据核心地位，越来越鲜明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金融安全”本身的重视。

 

　　（三）金融赋能社会治理

 

　　金融关联千家万户，社会触及面广，在服务实体经济和社会民生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不断扩展，出现了服务社会发展、参与社会治理的民生转向，具体到体制机制政策也从理论到实践密集推进。

 

　　（1）充分挖掘和发挥金融、保险等新兴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潜力。新世纪新阶段第三产业成为了扩大就业的主攻方向。金融业作为第三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有独特优势，2002年，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为28.6%，同美国、日本、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60%-75%的比例相距甚远，同一些发展中国家40%-50%的比例也有较大差距。服务业是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主体行业，社会需求巨大，发展前景广阔。2003年8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再就业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积极发展金融、保险等新兴服务业。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放宽市场准入，优化市场环境，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尽快扭转其发展长期滞后的局面，充分挖掘和发挥其吸纳劳动力的潜力。

 

　　（2）实行金融优惠政策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是中央的一项基本方针。随着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中央不断加强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扶持，在金融方面实行更多有利于西部地区发展的、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特别是2010年提出努力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大力实施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相结合的方针，完善财税金融、投资融资、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特殊政策。

 

　　（3）加强贫困地区金融服务体系和能力建设。2011年11月29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讲话中谈及“着力完善扶贫开发政策保障体系”的金融对策时，决定加强贫困地区金融服务体系和能力建设，争取实现贫困地区金融机构空白乡镇金融服务全覆盖，鼓励保险机构在贫困地区建立基层服务网点，鼓励和支持贫困地区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将新增可贷资金主要留在当地使用，完善国家扶贫贴息贷款政策，鼓励开展小额信用贷款，努力满足扶贫对象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他要求，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积极参加定点扶贫，承担相应的定点扶贫任务。

 

　　（4）着力强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政策扶持。新一代信息、能源、生物、材料等新兴产业是国际经济竞争焦点。2010年12月10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明确了着力强化金融政策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目标思路与重点举措，他指出，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初期技术风险大、市场不成熟、中小企业筹资难等现实问题，加强扶持和引导，引导金融机构建立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特点的信贷管理、贷款评审制度和担保体系，拓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渠道，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聚创新资源，形成发展合力。金融着力支持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创新活动，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

 

　　（5）加强对水利建设的金融支持。水利工程是公益性很强的基础设施。1998年后，各级财政对水利的投入大幅增加，国债资金、中央财政水利专项资金是中央水利建设投资的主要来源，省级财政预算内投资、水利建设基金及水资源费等各种规费收入成为省级水利投资的主要来源。2008年后，水利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国家加大了公共财政对水利建设的投入，确立了政府在水利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明确将水利作为公共财政投入的重点领域，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水利建设的金融支持，支持金融机构开展水利建设中长期贷款业务，进一步增加农田水利建设的信贷资金。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强对水利建设的金融支持。综合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水利信贷资金。2011年7月8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水利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发挥金融的作用支持水利建设，“加强对水利建设的金融支持，发展面向水利的中长期优惠贷款业务，推进经营性水利项目市场融资。”

 

　　新世纪新阶段国家通过发挥政治优势，运用市场机制，对水利建设进行全方位的金融支持，鼓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积极开展水利建设中长期政策性贷款业务，鼓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增加农田水利建设的信贷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水利企业上市和发行债券，探索发展大型水利设备设施的融资租赁业务，积极开展水利项目收益权质押贷款等多种形式融资。鼓励和支持发展洪水保险。与此同时，提高水利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广泛吸引社会资金投资水利。

 

　　二、充实和丰富金融体制改革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包括了政治革命等所有革命形式在内的重大社会变革。社会革命最深刻的根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新世纪新阶段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触及到生产关系变革调整、社会经济资源重组和利益矛盾冲突，旨在破解体制性障碍，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之路提出突破性的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和国家领导人以科学发展观为遵循，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以服务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任务为主线，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强调金融发展量与质的统一，相继在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与各类金融市场、金融监管体制机制等领域提出了诸多新观点、新内容，充实和丰富了金融体制改革理论，形成了自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鲜明特征。

 

　　金融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唯有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才能激发金融发展的强大动力。2005年10月11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提高金融业核心竞争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这一段讲话指明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方向，划定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面对体制改革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2006年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07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胡锦涛同志指出金融体制的改革尚未到位，实现科学发展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并要求着力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证。

 

　　2007年10月15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竞争力。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综合分析中央会议和文件对金融体制改革的论述、公开发布的内容，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金融体制改革的认识不断延展和丰富，如现代金融体系的内涵明确为“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资本市场的发展理念高度重视“多层次”“优化结构”，金融企业改革更加突出强调“竞争力”等等。总而言之，全面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举措和总体思路体现在，着力加强现代金融体系和制度建设，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创新金融组织体系和发展模式，提高行业竞争力。

 

　　（一）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

 

　　国有金融企业是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主要力量，国有金融企业改革是金融体制深化改革的中心环节。推进国有金融企业改革，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兴衰成败。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思路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现代企业制度”理念。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决议，首次明确国企改革目标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企改革思路形成了认识上的重大突破，致力于适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此以后，国有金融企业也加速向这一目标转轨。基于现代企业制度如产权关系、股份制、企业法人、投资主体多元化等理论基础，2002年2月5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现代金融企业”理念，其科学内涵表述为：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朝着建设“现代金融企业”改革方向，围绕加快金融企业改革进行了所有制层面、经营层面的主要部署，一是构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金融机构体系，推进国有金融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的中小金融企业；二是完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控机制建设，提高金融企业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服务水平。党的十四大已明确非公所有制经济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次《建议》首次明确提出，允许非公所有制经济进入金融这个国家经济的命脉领域，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发展金融业，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历史大势传递到金融领域的一次历史性嬗变，是对“金融掌握在国家手里”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这两种表面看似彼此矛盾的思想的有机融合，实现了金融业所有制理论、政策与实践的有效衔接。党的十七大报告作出了再次明确金融业实行“多种所有制”的政策，致力于“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将民营金融机构推上了时代舞台。这一系列部署实际上助推了新世纪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在金融领域的大发展。

 

　　按照“建设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证监会早在2003年12月即发布《证券公司治理准则》，推动证券公司完善公司治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运作；为将“十一五”规划中关于金融机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求落地，银监会2006年出台《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监管指引》，指导国有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快改革步伐，完善公司治理；2005年，银监会出台了《股份制商业银行董事会尽职指引》，进一步规范董事会的运作，推动中小银行加强公司治理；2006年1月，保监会发布《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试行）》，就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给予指导。

 

　　胡锦涛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内涵及要求。为了进一步适应“入世”后经济全球化和不断加剧的国际竞争态势，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以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为目标，提高金融业核心竞争力。银行是我国金融业的主体。2007年8月28日，胡锦涛同志主持中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专门作了一段有关银行改革的深入阐述，提出，要以建设现代银行制度为目标，继续推进各类银行改革，完善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着力转换经营机制，完善多层次、多元化银行业体系，加快形成一批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效益良好、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强的现代化银行。

 

　　不难看出，我国金融企业改革的思路脉络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到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改革深入到所有制层面之后，整体按照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以及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金融领域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多元投资主体并存的行业格局。

 

　　（二）把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作为金融工作的重点

 

　　“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根本性问题。农村经济改革思想从“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转向“双层经营体制”，并将“双层经营体制”确立为“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党中央与时俱进地提出了“把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作为金融工作的重点”的金融理论，核心要义是切实解决好农业发展资金短缺、农民和乡镇企业贷款难的矛盾，激发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内在活力，以促进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2006年2月14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着力构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体系，建立多元投融资机制，改善对农村的金融服务，启动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2007年8月28日，胡锦涛同志主持中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加大财税政策、货币政策、市场准入政策支持力度，健全农村金融基础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各类农村金融组织作用，加快建立健全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这一历史时期形成的农村金融政策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重要的制度性成果，体现了我们党始终坚持以解放、发展农村生产力为第一要义，始终重视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辩证关系，以金融资本支持农村生产要素整合流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三）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改革开放后，我国资本市场突破禁区，从无到有，逐步展开各项改革，自1992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出台后，国家积极稳妥地发展资本市场，加大利用资本市场力度，证券融资逐年增加，资本市场已初具规模。但是，单一资本市场结构远远不能满足各类企业的融资需求，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金融资产对不同投资品种的需求，经济理论界关于“资本市场的多层次发展”也是热议不断。党中央高度重视资本市场新的实际条件，相关政策理论呼之欲出。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使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概念，提出要“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扩大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这为之后一个时期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思想和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界定了范畴。

 

　　2004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份以国发形式发布的重量级文件明确提出，“建设透明高效、结构合理、机制健全、功能完善、运行安全的资本市场”“逐步建立满足不同类型企业融资需求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新要求、新目标，大幅拓展了“多层次”的涵义，对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都分别作出了政策思路的“破题”之举。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强调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要求积极发展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建立多层次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如何因势利导，调整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不合理比例的课题，首次纳入了政策视野。

 

　　胡锦涛同志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制度变革效果。按照党中央已明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战略思路，他在多种场合、多次会议都反复加以强调。2007年8月28日，胡锦涛同志主持中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再次重申资本市场及其基础性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要求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完善市场结构和运行机制，稳步发展股票市场，加快发展债券市场，提高保险服务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促进资本市场主体健康发展，确保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所作的报告中有关“资本市场”部分，抓住改革发展效果的要害，核心强调“要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经过二十年的奋斗探索，对于如何更好地驾驭资本市场工作，中国共产党人充满了道路与制度自信，2012年12月8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所作的报告上提出，将致力于“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标志着资本市场改革将开始加速，并向深层次拓展。

 

　　围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出的“重视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鼓励合规资金入市”“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等系统性思路，拆除思想藩篱、解决实际矛盾，经过一番政策推动和理论阐述，使此后相当长时间内资本市场发展和调控的政策主基调更加清晰，中国共产党人对具体解决制约资本市场发展的制度障碍已经有了初步共识，构建起比较系统的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理论。

 

　　（四）发展各类金融市场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积极发展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稳步发展货币市场、保险市场和期货市场。健全金融市场的登记、托管、交易、清算系统。《建议》释放了发展金融市场的积极信号。2007年10月15日，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了“发展各类金融市场”的大政方针。发展金融市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是金融问题，更是一个金融与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问题。发展有序，就能充分发挥有效地引导资金合理流动，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的功能，反之，则会引发“脱实向虚”的趋势，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有鉴于此，国家审慎推进金融市场建设。

 

　　按照交易的金融产品划分，金融市场可以分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期货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仅有银行存贷款的“资金市场”，几乎没有金融市场。随着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国家有计划、有步骤地开放金融市场，初步建立了由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票据市场共同构成的货币市场体系，由包括股票、证券投资基金、权证、公司债、可转换公司债、资产证券化产品、国债回购、商品期货、金融期货期权等在内的资本市场体系，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也有了较好发展。

 

　　（五）大力促进金融协调发展

 

　　2003年10月，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具有重大意义。”2004年3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阐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的协调发展理念是指发展要有协调性、均衡性，重点是正确处理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际国内等重大关系。

 

　　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金融深化改革的题中之义。如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把协调发展理念贯穿于金融工作？2007年8月28日，胡锦涛同志主持中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作了关于“做好金融工作，保障金融安全”的主题讲话，针对金融业，首次提出“大力促进金融协调发展”的要求，明确金融协调发展的核心内容和价值导向，“优化金融组织结构、市场结构、布局结构，加大对‘三农’、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发展金融业，做到发展规模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统筹金融资源的城乡、区域配置，统一协调发展规模和结构质量效益，体现了金融协调发展的主体与客体、目的与手段、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等的有机统一。

 

　　（六）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市场化是利率体制机制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始终坚持的方向，新世纪新阶段重视发挥好利率、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政策增强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对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牵涉面大，如果改革过于激进，必然带来巨大风险。改革开放以来，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进程循序渐进、稳步推进。1983年，国务院授予中国人民银行在基准贷款利率基础上，可以进行上下各20%的利率浮动权。1993年，《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擘画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蓝图。1996年，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正式放开。2000年9月21日，启动外币利率管理体制改革，放开外币贷款利率。2004年10月29日，放开金融机构（城乡信用社除外）人民币贷款利率上限并允许人民币存款利率下浮。这是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举措。2012年6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与此同时，为适应利率市场化改革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对利率调控的思路，由过去单一依靠存贷款利率调整转向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与引导市场利率并重：一是根据宏观经济、金融运行形势，适时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二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率及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工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进行调节，大幅增强对金融市场利率的调节作用。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划了“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1994年1月1日，实现汇率并轨后，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人民银行设定汇率浮动范围，通过调控市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银行间外汇市场形成市场汇率。1998年初起，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周边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传导风险，我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主动将对美汇率稳定在8.28元左右的水平。2005年7月21日，再次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到8.11元以后，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之路坚持主动、渐进、可控的原则，深化外汇体制改革，逐渐理顺外汇供求关系、培育外汇市场，不断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2008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许多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再度收窄浮动区间，稳定了市场预期，用实际行动展示了中国促进全球经济平衡的主张，为亚洲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做出巨大贡献。随着全球经济企稳复苏，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2010年6月19日，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照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人民币双边和多边汇率保持了稳中趋升的走势，对增强中国对外经贸的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优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可兑换与汇率有必然关系，建立由市场决定汇率机制，将增加汇率弹性，有利于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推进。汇率改革不管采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还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汇率均要反映并接近均衡值，以避免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但在当时开放条件下，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一个新的制度变量，人民币汇率波幅扩大会增加不确定性，离岸和在岸市场相互影响会放大投机，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不仅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而且从长远看，改革成功势必会为国际金融体系重建和世界经济秩序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我国人民币可兑换工作的推进历程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当时认为，外汇是稀缺的生产要素资源，应处在由市场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范围之内。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有两项内容涉及到人民币可兑换：一是在“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部分，明确提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二是提出要“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接互补”。

 

　　首要考虑的是经常项目可兑换。我国于1996年已正式宣布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而多数国家的做法是在经常项目可兑换后，经过一段时间便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这里面强调了“有选择”、“分步骤”、“逐步实现”几个词，但并没有指明具体的时间表。2005年，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进一步明确了“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要求，这是我国首次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重申了这一规划，由于对资本项目可兑换条件的考虑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十一五”期间我国并没有大力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到2012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本项目交易分类标准，人民币资本项目实现部分可兑换的项目有17项，基本可兑换的项目是8项，完全可兑现的5项，占全部资本交易项目的75%。到党的十八大，又将“逐步实现”的提法调整为“逐步推进”，意味着全部资本交易项目的自由兑换倾向已中途而止，中央谨慎地掌控着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节奏和程度。

 

　　纵观新世纪新阶段金融体制改革，成绩靓丽突出。这一阶段政策性金融机构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平稳推进，有效促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和发展、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和保险公司改革。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政策性银行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改革原则，决定积极稳妥地推进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发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改革工作。“十一五”期间，工、中、建、交四家大型商业银行先后完成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革工作，并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2010年7月，农业银行成功实现了A+H股的公开发行上市。至此，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基本完成；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先后在A股、H股市场成功上市，公司治理进一步完善，市场约束进一步加强；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管理体制框架初步形成，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各项业务迅速发展，风险状况明显改善，经营效益持续好转；开展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工作，建设证券市场基础性制度；保险业通过股份制改革和上市，保险公司资本实力得到增强，股权结构明显改善，市场化经营理念显著增强，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实现转变，公司治理框架逐步建立并规范，市场微观主体发展实力逐步增强，偿付能力水平大幅提高，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通过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重点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和风险管理水平日益加强，经营实力和财务状况显著改善，无论是按资产规模、资产质量、盈利能力衡量，还是按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衡量，中国银行业的整体实力都实现跃升；证券业、保险业规模迅速扩大，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中国金融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三、科学定位金融宏观调控目标，形成系统性金融监管理论框架

 

　　随着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理论认识不断拓展和深化，科学发展阶段，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体制明确了新的科学定位，积累了宝贵经验，目标更加精准明确，思路不断清晰完善，手段工具逐渐丰富多元，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理论。

 

　　（一）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理念

 

　　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是处理好政府与金融市场关系的重要手段，是实现金融宏观调控目标、增强金融宏观调控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保障。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确定了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提出“完善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发挥经济调节作用”，形成了宏观调控体系和目标管理模式，标志着我国宏观调控向着与现代市场经济目标统一的规范阶段转变。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进一步健全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决定》还明确了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和任务，旨在“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健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胡锦涛同志在2006年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07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都同时提到金融体制改革与宏观调控目标的问题，他指出，金融、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尚未到位，实现科学发展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要着力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健全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证。

 

　　面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调控任务，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的理念。从“相互配合”“健全有效”到“科学发展”，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目标要求更加清晰精准，金融货币政策制定的主攻目标更加突出明确。此后，科学发展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日益形成，金融宏观调控的概念和理论得到了丰富和深化，具体体现到一系列金融货币政策上来。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稳健财政货币政策，“十一五”开局前两年，国内经济过热，出现明显通货膨胀的风险，货币政策由“稳健”转到“适度从紧”再到“从紧”，充分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2006年至2008年上半年，先后1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10个百分点，8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加强对信贷总量的调控，不断优化信贷结构。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减少宏观经济波动和风险，我国货币政策及时从“从紧”转向“适度宽松”，先后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保证流动性供应。2010-2012年，为支持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金融宏观调控在方式方法上更具针对性、灵活性，先后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总量和节奏。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进一步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发挥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健全货币政策的市场化传导机制，创新和丰富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和手段，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2003年至2012年，我国年均GDP增速高达10.5%，成功应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避免了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大幅波动的风险。

 

　　（二）坚持把金融监管作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

 

　　2003年，国家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时强化人民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自此标志着新世纪新阶段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形成“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的分业监管格局，银监会负责统一监督管理银行业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农村信用社等，证监会负责统一监督管理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秩序，保监会负责监管政策性保险公司和商业性保险公司。这种监管模式侧重于微观审慎监管，监管方式主要是行政审批，按照不同金融机构类型划分金融监管对象，重点是对监管对象的合规性监管和现场监管。

 

　　金融监管与防范金融风险息息相关。2005年10月11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金融监管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命题，要求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2007年8月28日，胡锦涛同志主持中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专题学习世界金融形势和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在讲话中，他提出“金融越发展，越要加强监管”的重要理念，对金融监管提出更高要求，并由此展开，明确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坚持把金融监管作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科学规划金融监管的范围、程序和体制机制，强化构建监管部门、监管方式、监管法规、监管环节等各部分相互协调的运转机制，详细阐述了对金融监管有效发挥作用的期望与要求：改进金融监管方式和手段，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对金融企业全方位全过程监管，做好金融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监管，加强对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特别是投机资本的有效监控，加快构建金融安全网；加快金融法制建设，规范发展中介机构，深入整顿和规范金融秩序，依法打击各种金融违法犯罪行为；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征信机构体系，依法治理和维护金融秩序。通过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

 

　　2007年10月15日，党的十七大报告与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遥相呼应，再次重申：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报告明确将金融监管的目标效果与防范金融风险直接挂钩，使金融监管理念思路、政策法规、方式手段的主攻方向更加清晰。

 

　　四、创新发展金融对外开放论

 

　　经济全球化是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潮流。马克思指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这场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资本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如同马克思充分阐述的“世界市场的趋势”，不仅“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这种趋势特性必定给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带来深刻影响，事实上，发达国家成为这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发展中国家从中获益甚少。而我国在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始终秉持“只有建立在各国平等基础上的全球化，才能真正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对对外开放的机遇与挑战。

 

　　200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金融业开启了对外开放的新纪元：银行业经历了“对外资银行开放、国有商业银行股改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走出去”的三个入世阶段，保险业和证券业稳妥推进双向开放。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抓住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积极应对金融业对外开放进程中的挑战，妥善应对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倡导各国平等参与制定世界经济决策和规则，倡议建立新的合理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制，减少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风险，遏止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现象，提出了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主张，以及后金融危机时代应对影响我国发展的重大国际经济问题的一系列新观点。融入世界市场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着更为清醒的国际化意识：只有建立在各国平等基础上的全球化，才能真正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并以此理念为基点，丰富和发展了以平等为内核的金融对外开放理论体系。

 

　　（一）正确把握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的辩证关系，不断探索以政促经、以经促政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机制

 

　　我国加入WTO后的两年，到2003年，进口总额达到4128亿美元，其中从美国、日本、欧盟国家、东盟国家的进口额分别达到338亿美元、741亿美元、530亿美元、473亿美元，数量十分可观；同期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6898亿元人民币，进出口贸易总额为8509亿美元，外汇储备达到4032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市场和亚洲第一大进口市场；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测算，从1980年至2000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仅次于美国的22%。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显著增强，党中央运用经贸合作来促进政治关系发展的条件更加有利。基于这一认识，2004年8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了正确把握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辩证关系的关键所在，即不断探索以政促经、以经促政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机制，发挥政经结合的最大效益。此后国家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外交工作中要坚持正确处理发展政治关系和促进经贸合作、金融合作的关系，其思路具体体现在：

 

　　稳定和发展同主要大国的关系，推动构筑总体稳定、相对均衡、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框架，倡议主要发达经济体应该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实施有利于本国和世界经济金融稳定和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稳定自身和国际金融市场，维护投资者利益；倡议各国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扩大经济金融信息交流，深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为稳定各国和国际金融市场创造必要条件；坚持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和基本立场，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协调和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坚持“发展中国家始终是我国在国际上可以依靠的基本力量”的国际战略，倡议国际社会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保持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保持和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充分运用多边外交手段和多边机制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积极谋划和充分用好重要国际多边机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安全问题的多边对话和合作，深入研究和提出我国主张；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由几个发达国家垄断的传统国际经济协调平台已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倡导协调世界主要经济体共同商讨和确定关系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以适应经济实力消长现实。

 

　　（二）形成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中国主张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是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危机让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内在弊端是导致世界经济失衡和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应朝着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加强国际金融监管，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而努力。

 

　　基于对以上观点的共识，2008年11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首次提出倡议，国际社会应该认真总结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在所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在这次峰会上，胡锦涛同志同时鲜明地表达了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中国主张：应坚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全面性，就是要总体设计，既要完善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金融组织，又要完善国际金融规则和程序，既要反映金融监管的普遍规律和原则，又要考虑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特征。均衡性，就是要统筹兼顾，平衡体现各方利益，形成各方更广泛有效参与的决策和管理机制，尤其要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渐进性，就是要循序渐进，在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分阶段实施，通过持续不断努力最终达到改革目标。实效性，就是要讲求效果，所有改革举措应该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

 

　　国际金融新秩序是立足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和经济全球化变化趋势而提出的一种国家间新型的金融合作开放战略，是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理念与原则为中国经济外交提供了一条崭新途径，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展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为了让国内更加明晰党中央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总体思路，维护国家金融稳定，2009年12月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国际金融力量的对比首先作出了两点基本判断，一是经过反复较量，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有所增加；二是美元的主导地位是由美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决定的，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在此基础上，他再次重申强调我国对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原则主张，同时提出要督促美国采取负责任的美元政策，维护我国美元资产安全。此后，从这个理论起点出发，党中央对国际金融改革提出了更加详细具体的理念观点，倡导重点实施以下改革举措∶

 

　　一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本着简单易行、便于问责的原则推进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建立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国际金融体系。加大全球资本流动监测力度，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和中介组织的监管，增强金融市场及其产品透明度，确保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金融监管机构；要建立并执行严格的资本和杠杆率要求，将影子银行体系纳入监管，制订全球统一的会计准则；要着力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采取必要的预防性措施，防止风险投机过度；要强调国际监管核心原则和标准的一致性，同时要充分考虑不同国家金融市场的差异性，提高金融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减少对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完善信用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问责制度，特别是要制定客观、公正、合理、统一的主权信用评级方法和标准，使有关评级结果准确反映一国经济状况和信用级别。

 

　　二是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决策层产生机制，尽快建立覆盖全球特别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预警系统，改善国际金融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及时高效的危机应对救助机制，提高国际金融组织切实履行职责能力；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机制转向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共同推动制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方案，加快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调整，推动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员出任国际金融机构高管，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力建设和监督改革，加强对各方特别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

 

　　三是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增强流动性互助能力，加强区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地区资金救助机制作用。

 

　　四是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

 

　　五是共同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规则制定。积极施加影响，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后金融危机时代，虽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快速上升，但发达国家也在全力维护和巩固其领先地位，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的格局没有改变。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国际经济规则改革深入进行，将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毋庸置疑，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在经历深度变革和调整，世界主要经济体正在重塑国家实力，全方位综合国力竞争无法回避，必须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迎头赶上。

 

　　（三）积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功经验

 

　　进入新世纪以后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新的上升周期。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从2002年到2007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4.4%，全球贸易年均增长速度达到7.3%。世界经济出现了增长速度较高和通货膨胀水平较低的格局。世界经济发展主要呈现以下特征：新兴市场国家逐步成为全球主要制造基地，美国等发达国家成为全球主要消费市场，资源富集国家成为全球初级产品主要提供者，国际资本市场形成对应的环流关系。

 

　　受益于扩大对外开放的国策，这一阶段我国开放型经济加快发展，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水平显著提高，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21766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幅增长，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近一万亿美元。

 

　　这一时期，我国坚持以我为主、循序渐进、安全可控、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方针，继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着力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同时注重使金融对外开放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并且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把握开放的时机、力度、节奏，优化金融业对外开放结构，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有条件的国内金融企业走出去，加大对境外投资的金融支持，继续改善投资环境，抓住国际资本流动出现的新机遇，采用多种方式，引进一批技术水平高、有利于促进国内结构调整的外资项目，引进先进管理经验、技术和人才，促进中外资金融企业公平竞争。

 

　　与此同时，金融成为国际政治运筹的重要经济手段。面对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的挑战，各国特别是大国更加重视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既综合运用政治、外交等手段维护和拓展经济利益，又注意利用经贸、能源资源、金融等经济手段进行政治运筹，使政治和经济的战略结合更加紧密。

 

　　但是，这个时期国际金融市场也孕育着一系列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存在一系列潜在风险。在新兴市场国家、美国等发达国家、资源富集国家之间形成经济环流关系的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和资源富集国家积累了大量国际贸易盈余。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和资源富集国家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其外汇储备需要到国际资本市场寻求保值增值，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虚拟经济领域进行了大量所谓“金融创新”，使新兴市场国家和资源富集国家结余的外汇储备大量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在这样的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下，各经济体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

 

　　随着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的爆发，这种孕育了相当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的金融依赖模式迅速演变成全球危机。为应对危机，主要发达国家央行联手救市，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但是，这些举措未能阻止次贷危机影响扩大，次贷危机波及范围全面扩展。在金融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主要投资机构为追逐暴利都购买了大量金融衍生产品，次贷危机导致大量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信用评级机构深陷其中，都面临偿还债务的困难。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美欧金融体系陷入融资功能严重失效和流动性大量短缺的困境。众多大型金融机构破产或被政府接管，主要发达国家股市暴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金大量外流，金融市场出现全面信用危机。金融危机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世界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各国实体经济面临严重衰退风险，酿成了一场历史罕见、冲击力极强、波及范围很广的国际金融危机。为应对金融危机，欧美针对我国的保护主义持续升温，限制我国产品出口，对我国产业政策和汇率等施加压力。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使2009年成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出口急剧回落，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社会就业面临巨大压力，进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滑；危机的冲击使我国在快速增长中逐步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复杂态势，国内显现出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党中央迅速进行深入分析原因，科学判断、深刻把握发展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在此基础上，采取果断措施迅速遏制住国内经济增速下滑态势，有效防范潜在风险，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首先是正确分析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2008年11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指明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性，认为其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强度之大，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所罕见。他进一步指出了本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原因，是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不当和金融监管缺失的双重影响。2010年2月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再次深入剖析美国次债危机的本质原因，“从本质上看，国际金融危机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不当、政府监管缺失造成的，是其长期负债消费模式难以为继的结果。国际金融危机是对过度负债消费和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是对不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现行金融监管模式的冲击，也是对自由放任和缺乏制约的发展理念的冲击。”这次讲话切中本质，直击要害，深刻揭示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沉痛教训。

 

　　第二，科学判断发展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在2008年和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阐述了三个相关的重要观点，体现了国际金融危机倒逼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性：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二是目前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确实不可持续，发达国家过度消费模式难以为继，世界经济增长模式调整势在必行，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增添推动力；三是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客观上为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难得机遇。

 

　　2010年10月18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从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再次深入阐释了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从国际上看，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深度冲击，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演化，时代潮流依然是和平、发展、合作的取向；从国内看，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资源丰富，国民储蓄率较高，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步伐加快，各方面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社会政治大局稳定。

 

　　第三，作出“继续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仍具备有利条件、广阔空间”的重要论断。根据对风险和挑战的科学判断，党中央作出了“继续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论断，并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加快落实创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着力解决突出矛盾的过程，展现了大国纵横捭阖的战略空间，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对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1）维护外汇资产安全。维护外汇资产安全是金融业对外开放进程中必须把握的内在要求。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必然还会面临新的不确定因素，需要妥善加以应对。有鉴于此，2008年10月7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讲话重申了“确保外汇资产安全”的基本要求，强调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完善各项应对预案。要审慎运作，确保我国外汇资产安全，维护我国国家利益。

 

　　（2）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保持经济增长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基础。2008年11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倡议各国应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必要的财政、货币手段，积极促进经济增长，避免发生全球性经济衰退。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党中央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在努力保有国际市场份额的同时迅速扩大国内需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总体态势。到2009年上半年，这些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呈现出积极迹象，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我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签署总额达6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公司贸易融资计划，支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

 

　　（3）努力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为我国经济长远发展营造良好条件。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政策措施，有着国际国内的双重考量，不仅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且要努力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为我国经济长远发展营造良好条件，使这些政策措施产生更大效应。2010年2月3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明确了五个工作着力点：立足扩大内需保增长、在扩大内需中增强经济发展协调性、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营造我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4）突出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想。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以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为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由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比较高，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特别是沿海地区经济和外向型出口企业的冲击相当大。2009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由2008年一季度21.4%的高增长变为-19.8%的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下滑到6.1%。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使2009年成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对外贸易顺差偏大、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格局无法持续。发展格局不能长期高度依赖外需，而要努力开拓国内市场。只有在继续保持和扩大国际市场份额的同时努力扩大内需，把经济增长更多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之上，注重经济增长中质量与效益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协调，才能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

 

　　（四）科学分析和判断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中长期发展趋势

 

　　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科学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发展变化趋势，作出了三个“不会改变”的正确判断：认为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会有所变化，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政府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职责会有所强化，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会改变；国际货币多元化会有所推进，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会有所上升，但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的格局没有改变。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正是基于以上分析与论断，2010年6月27日，胡锦涛同志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四次峰会上，对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三点建设性意见：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机制转向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加快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促进建设开放自由的全球贸易体制。

 

　　五、提出金融安全核心论：保障金融安全是保障经济安全的核心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金融改革发展面临着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国际上，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稳步推进，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金融市场联系日益密切，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扩大，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国际金融竞争日趋激烈，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多，一旦发生危机会迅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需求大幅增加，金融日益广泛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更加息息相关。总而言之，国内外金融市场联系和相互影响越来越密切，国内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牵一发而动全身。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金融工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关于金融改革发展的重大政策措施，推动我国金融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一直呈蔓延之势，扩大对外开放新形势带来的金融风险和隐患越来越凸显。有鉴于此，2007年8月28日，胡锦涛同志主持中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专题学习世界金融形势和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并在讲话中直指我国金融业当时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我国金融业在资本实力、经营管理、技术水平、人员素质等方面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而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业整体竞争力还不强，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风险因素和安全隐患。

 

　　科学发展观为保障金融安全提供了思想指引。依据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综合分析判断，胡锦涛同志重点就“金融安全”作出了深入阐述，他指出，保障金融安全是保障经济安全的核心。金融领域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小的风险酿成大的风险，局部性风险演变成系统性风险，就会妨碍改革发展进程，甚至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形成了“做好金融工作，保障金融安全，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维护经济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越来越成为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的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提出做好金融工作、保障金融安全，增强金融业综合实力、竞争力、抗风险能力的系统性、综合性思路。这次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金融安全思想已由应对风险、危机向注重金融安全的常态化、系统性拓展。这种以维护金融安全为核心的常态化、系统性布局涉及到金融改革发展的方方面面。可以说，金融安全核心论高度浓缩了科学发展观中的金融思想。

 

　　（一）明确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发展的框架思路

 

　　党和国家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了“改革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强大动力”的认识，继续坚持不失时机深化金融改革。胡锦涛同志提出，着力加强现代金融体系和制度建设，创新金融组织体系和发展模式，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金融调控和监管方式。首次明确金融创新的三个方向，为我国社会主义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开拓了广阔空间。在此理念指引下，胡锦涛同志在现代银行制度、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保险服务水平和金融协调发展等几个方面递进式展开部署，一是在银行改革方面，丰富了“现代银行制度”的思想，即建设“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效益良好、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强的现代化银行”；二是强调金融工作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即“要把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作为金融工作的重点，加快建立健全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三是再次重申“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四是创新提出“大力促进金融协调发展，优化金融组织结构、市场结构、布局结构，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发展金融业”的改革思路，旨在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等重大关系，以及金融改革开放进程中大量实际矛盾，这也正是科学发展观中“统筹兼顾”方法论、总原则在金融安全领域的运用体现。

 

　　（二）坚持发挥金融服务功能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

 

　　金融应该服从和服务于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改革实践中积累的重要历史经验，是处理金融与经济关系必须坚持的重大战略方针。在新的历史阶段，胡锦涛同志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战略思想，把它纳入科学发展观的完整体系之中，提出要更加注重发挥金融配置资源、调节经济、服务发展的功能，更加有效地运用金融手段搞好宏观调控，保障金融安全，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深刻揭示了金融运行的内在规律。

 

　　（三）继承和发展金融对外开放的政策方针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200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积极履行入世承诺，国内金融业严格履行开放时间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步伐加快，银行、财产保险等领域到2011年允许设立外商独资企业。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党中央把金融业对外开放与贯彻落实科学观有机结合，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统筹协调结合，明确以我为主、循序渐进、安全可控、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方针，不断丰富和深化在确保国家金融安全基础上，实现金融对外开放的理论和实践。

 

　　（四）不断深化金融领域市场与监管关系的认识

 

　　我国金融体制从指令性计划在金融资源配置中起主要作用向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起主要作用改革，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对金融安全与监管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金融监管体制从“建构”走向“完善”。2005年10月11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中要求，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金融越发展，越要加强监管。要坚持把金融监管作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当时金融监管的顶层设计着重从“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改进金融监管方式和手段”“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快构建金融安全网”“加快金融法制建设”“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着手，明确金融监管的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强化对金融企业全方位全过程监管。

 

　　（五）强化“建设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是做好金融工作的关键”的队伍建设理念

 

　　毋庸置疑，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做好金融工作，保障金融安全，任务艰巨，责任重大，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党中央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树立现代金融观念，高度重视和支持金融工作，提高领导金融工作能力。与此同时，首次倡导展开金融知识公众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金融风险意识和风险防范技能。

 

　　从“放权”“松绑”“搞活”“让利”激活金融微观层面，到建构、完善社会主义金融体制宏观层面，金融体系的演进对人才队伍提出递进式的更高要求。胡锦涛同志从金融发展和安全的内在统一性要求出发，提出了加强金融领域人才队伍建设的四个着力点，一要建立健全符合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机制，完善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二要大力培养各类金融专业人才、监管人才、复合型人才；三要造就一批德才兼备、具有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的金融家；四要加强金融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其中，他着墨最多的是党风廉政理念，反映出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金融党风与廉政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已极大强化。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很快遭遇了人才队伍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素质滑坡的挑战，这一问题无疑会给金融安全埋下诸多隐患，所以有必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全面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作者系中国金融政研会副秘书长）

 

（栏目负责人：高辰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