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以美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包围封锁，整个国际社会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是苏联。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战略，早在1949年1月，苏共代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抵达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与其谈话，介绍新中国的外交策略，风趣幽默地首次提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考虑到帝国主义军事力量虽已被驱逐，但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文化影响还很深的实际情况，“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对策真正是切中肯綮。

　　此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很快就在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中得到了充分阐释。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中，详细阐述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关于“另起炉灶”，报告中明确“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经济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关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报告中确定为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战略之策，其中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清除帝国主义残余势力，“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随着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敌视政策相继密集出台，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越来越严酷。美国政府反共反华的连锁行动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严重关切和高度警觉，1949年6月，毛泽东同志提出国际战略态势上的“一边倒”方针，决定主动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并且认为，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越早表现于行动对我越有利，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正是基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考虑，“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工作，对外经济、金融工作的指导方针。所以中苏一建交，毛泽东同志即着手访苏。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一行登上北上专列，前往莫斯科。这次为期两个月的苏联之访，主要围绕中苏两国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会谈，重点处理1945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雅尔塔协定》实为苏、美、英三国未尊重和考虑中国诉求而签订，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为应对国际局势和适应新中国新变化，平等、互利、友好、合作发展中苏关系，解决中苏友好条约问题，中苏之间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重新谈判磋商，两个月间有分歧、有争论、有相持，在涉及国家政治经济金融等各项主权和民族利益上，毛泽东同志从不让步，最终于1950年2月14日，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共同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1950年的中苏条约使中国摆脱了《雅尔塔协定》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待遇，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促进了中苏友好合作关系，为新中国应对美国政府反共反华图谋，打开对外开放大门，发展进出口贸易，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设备，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冲破西方大国的封锁和禁运政策，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发展条件，同时也增强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和平力量。毛泽东同志对第一次访苏取得的成果很满意，曾评价这个条约是“伟大的和平条约”“国际主义的条约”。

　　一、中苏关于援华贷款协定的谈判

　　在苏联对华的经济援助中，贷款额及贷款利息优惠是事关全局的重要内容。在金融合作方面，中苏谈判的主要成果是《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协定》中规定，苏联将给予中国1%利率的三亿美元贷款，前五年以贷款总额的五分之一交付，作为偿付购买苏联机器设备和器材之用，包括电力站、金属与机器制造工厂等设备、探煤、探矿等矿坑设备、铁道及其他运输设备、钢轨及其他器材等；10年内以原料、茶、现金和美元偿还贷款及利息。

　　在贷款协定的谈判过程中，苏联起初提出，希望中国以钨、锡、锑、铅等战略物资偿还贷款，以应苏联的急需：“钨第一个两年每年8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9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锑第一个两年每年6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7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锡第一个两年每年7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8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铅第一个两年每年5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6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上述战略物资中国虽有一定储量，但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经济烂摊子，工业生产力极为落后。1949年钨砂年产量仅2766.58吨，解放前最高年产值为11458.3吨；1937-1947年锑矿平均年出口约4512.7吨，1939-1948年锡平均年出口3787.1吨。面对苏联首次提出的战略物资需求量，我国的生产力着实是绠短汲深、力所不及，为此，经过反复多轮磋商，双方另商签了一个秘密议定书，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应中方一再要求，苏方免除铅的供应，并减少锡头四年、锑全十四年的供给数字，这笔贷款期限为14年，前4年以易货方式提供，从1955年开始以直接供货偿还贷款。

　　二、中苏关于贸易协定中人民币与卢布的比价谈判

　　结算汇率涉及经济交往的成本。在中苏谈判中，关于人民币与卢布的比价谈判，中苏双方都极为谨慎，争论激烈焦灼，协定中的相关条款迟迟无法确定下来。毛泽东同志于1950年2月17日结束访苏之行后不久，在中方不知情的情况下，2月28日，苏联部长会议宣布提高卢布与外币的兑换率，卢布含金量定为0.222168克黄金，是当时美元含金量的1/4，取消1美元兑5卢布30戈比的原汇率，改为1美元兑换4卢布，将卢布对美元的币值提高32.5%。这样，进一步加大了我国与苏联之间关于汇率谈判的难度。

　　1950年4月19日，中苏有关金融部分的谈判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之间的贸易协定》的签订取得了根本性的进展。《协定》规定，在苏联经苏联国家银行，在中国则经中国人民银行相互建立特别的无息账户，以卢布计算、结算货款。此外，经双方主管机关准许，中国贸易组织与苏联对外贸易组织间，可签订供应货物的其他合同，这类供货可以货易货，也可以黄金、美元、英镑支付，但不计入双方国家银行的卢布特别账户中。卢布折合为美元或英镑时，以付款之日苏联国家银行的牌价计算，卢布折合为黄金时，以卢布所含金量计算。

　　1951年4月3日，在《贸易部委托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代理国营对外贸易公司对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各国之易货贸易人民币结汇合同》中，卢布与人民币的兑换比价根据中财委的决定才第一次最终明确下来。依照地区与国别不同，比价亦不同，主要区分了三种汇率：(1)关外东北地区不分国别，一律为每卢布折合人民币6842.1元(本文所提及的人民币金额均为旧币)。(2)关内各地区按国别分为：对苏联、捷克、东德，一律为每卢布折合人民币9500元；对匈牙利与波兰，一律为每卢布折合人民币8000元。

　　据当时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伍修权回忆，在经济谈判中最突出的分歧和争执，就是如何确定两国货币的比价问题。苏方没有按照国际惯例，即根据双方主要商品售价算出各自的平衡指数及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以此确定汇率，而是将卢布的比值定得很高，而压低人民币的比值。此后，我国一直试图更改这一汇率。

　　三、苏联援华贷款的落实与行动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多年，苏联按照约定，陆续给予我国贷款援助。从1950年至1953年，共援助了七笔贷款，除3亿美元计划用于经济建设的贷款外，其他六笔分别为：1951年2月1日，协议贷款12.35亿(旧卢布)，用以购买军用物资实际使用9.86亿(旧卢布)，当年于4月10日和9月12日还追加了3.4亿(旧卢布)、6亿(旧卢布)两笔军事贷款；1952年9月15日，贷款0.38亿(旧卢布)，用以种植橡胶；1952年11月9日，贷款10.36亿(旧卢布)，用以购买60个步兵师装备；1953年6月4日，贷款6.1亿(旧卢布)，用以购买海军装备。

　　《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中签订的3亿美元经济贷款，此后主要用于国家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等基本建设的重要项目中。在中苏有关贷款的谈判尚未商定时，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同志曾电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本年内贷款只能支付6000万美元，已购之飞机(340架)、汽车、降落伞、钢轨(43089吨)、高射炮、炮弹、汽油及空军各种器材共值4000万元美金。”除钢轨外，大体上订购的都是军用物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急需苏联供应武器和装备，这笔贷款几乎全部用作抗美援朝军事用途。

　　而后在1951年2、4、9月又追加了总计19.26亿卢布的抗美援朝军事贷款。朝鲜战场我军与敌军装备差距很大，1950年11月7日，毛泽东同志急切致电斯大林，请苏联1951年1月至2月为中国计划用于朝鲜作战的36个师提供步兵装备，并开列武器清单。毛泽东同志极为关注又担心的问题是，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因为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用于我国国内基本建设和军费的资金能否保证、国内经济能否稳定。后经中苏双方反复协商，最后确定苏联供应的武器装备以军事贷款形式购买，1951年2月1日，中苏两国签订协议，确定苏联向中国提供12.35亿(实际提供9.86亿)旧卢布贷款，用以购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需要的军事装备弹药和铁路器材，并明确在1950年10月19日出兵抗美援朝前的军事订货以全价付款，抗美援朝以后的军事装备与弹药的订货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的订货则以七五折付款。到1951年6月，购买军事装备、弹药和铁路器材的9.86亿卢布贷款已经用完，彭德怀、徐向前等为此专赴莫斯科谈判购买60个师的装备问题。虽与苏联方面反反复复地谈判、商讨，但最终苏方只同意当年交付10个师的装备，后来又减为4个师，并且还要推后到1954年交付完毕。在1951年，苏联仅提供4个师装备，我国将其中3个师装备给了朝鲜人民军。因苏方不愿意再给予半价优惠，周恩来同志提出这60个师装备将全部全额支付后，协定才最终签订，获得了1952年11月9日的军事贷款，总额为10.36亿卢布。

　　中苏双方合作开发天然橡胶事业是苏联援华贷款谈判中的重要项目，苏方希望中国提供天然橡胶以偿还部分贷款。天然橡胶是不可替代的重要战略物资，斯大林曾经把天然橡胶称为“植物液体金子”，认为它对发展各项现代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具有极为重要的、不可取代的作用。苏联极其缺乏天然橡胶，此前所需主要从英国购进，冷战对抗终止了苏英之间的橡胶贸易，苏联失去了工业橡胶制品的原料来源。苏联将希望转移到中国，希望中国大规模种植橡胶或代购橡胶。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各类小型橡胶园年产干胶约200吨，生产水平相当低，不过当时一些华侨带回橡胶树种，在海南岛试种成功，国家着手发展橡胶种植成为可能。考虑到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经济的封堵、自身工业发展的需要，从1950年11月起，我国开始向苏联提供橡胶，后续展开深入的橡胶种植合作。1952年9月15日，签署了《中苏关于橡胶技术合作的协定》，苏联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而中国以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1952—1955年，苏联给予中国橡胶贷款7000万卢布，用以偿付设备、器材和油料、顾问的费用，贷款利息按年利2%计算。

　　实际上，中苏橡胶贸易波折不断，在1953年春，世界市场上天然橡胶的需求急剧萎缩，价格出现暴跌，橡胶行业产能过剩、产品大量积压。此时，苏联已经可以从国际市场上采购到价格较低的天然橡胶，希望能根据国际市场新行情及时调整原定橡胶生产和采购计划。1953年5月15日，中苏双方重新签订了一项取代《中苏关于橡胶技术合作的协定》的新协定，原橡胶贷款实际只落实了一半多，仅为3800万卢布。

　　四、1950-1952年间中苏贸易汇价变化

　　任何谈判都有在照顾双方关切原则范围内的妥协与让步。我国从1950年12月19日起，曾连续多次降低美元汇率，从1美元兑换30410元人民币(旧币)降到11890元，不断提升人民币的币值。在中苏贸易中，卢布与人民币的兑换牌价按美元计算，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苏联认为，由于人民币的发行并没有明确含金量，按固定的官方价格收购黄金，根据美元计算的卢布和人民币的汇率，比按黄金计算的汇率大约低了20%，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对苏联不利，希望以黄金价格计算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为在政治上维护中苏友好合作关系，在经济上照顾苏联方面的利益，1951年4月3日，在贸易部委托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代理的对苏贸易结汇合同中，汇率确定为1卢布兑换9500元人民币。当时我国对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贸易内部清算存在三种牌价，在对苏新国家进出口征收关税、国外贸易保险，以及中苏合营企业的进出口贸易无形中形成多种卢布牌价，造成了内部经济核算、国际清算中不必要的纠纷和混乱。

　　统一对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卢布牌价势在必行。1952年10月1日，中财委出台《关于统一对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卢布牌价的决定》，“对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无论贸易与非贸易之清算汇价一律统一按照6754元折1卢布之牌价”执行，其他清算价一律取消，不再使用。至此，经过多年锲而不舍的争取，人民币在中苏贸易中币值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卢布牌价实现了全国统一。

　　牌价统一后，我国又出现了出口亏损的新问题，为弥补亏损，鼓励出口，中财委决定对出口实行贴补办法，各出口公司向银行办理出口结汇时，银行即按不同贴补率付给贴补费：国内对苏联、东德、捷克、罗马尼亚四国的出口贸易，每卢布按6754元汇价再贴补汇价之40.66%，贴补后仍为9500元牌价；对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三国的出口每卢布再贴补18.45%，贴补后汇价为原先的8000元；关外出口每卢布贴补11.05%，贴补后依然为原先的7500元。为贴补统一便于核算，1953年1月1日起，东北贴补率与关内完全一致，即对苏德捷罗四国贴补率改为40.66%，对波匈保三国贴补率为18.45%。

　　中苏关于经济合作、贷款汇价的谈判推动了对苏的国际贸易。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苏贸易更是强劲增长，1949年中苏贸易额仅有2630万美元，1950年中苏进出口总额达到3.4亿美元，在195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中苏贸易额的比重占到56.3%，中苏进出口总额达到12.58亿美元，是1950的3.7倍。1950-1956年间，我国出口贸易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世界出口增长平均速度，出口贸易增长速度高出世界出口贸易增速约10个百分点。(总编著：濮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