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金融史7 | 协同贸易、金融、财政，平复物价猛涨的投机风潮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华南、西南战场推进，部队急需粮棉等大量物资供应，国家财政赤字仍然很大，货币增发势在必行，中国人民银行虽在1949年7月底发行2800亿元(旧币)，但远远无法满足战争所需，紧接着9月底又发行8100亿元，到10月底货币发行量已接近7月发行的四倍之多，大约为11000亿元。货币超发，不断推高物价，一些商人趁机抢购物资，蓄意投机市场。从10月15日起，上海一些居心不良的商人将矛头对准人民生活的必需物资，集中大量资金抢购囤积粮食、纱布，企图趁解放军南下大战之际，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以谋暴利。其他地区商人跟风介入，进而影响到全国物价普遍猛涨。上海、武汉、西安等地由纱布领涨，资本家将其大量资金，甚至是工业的生产周转资金，都用于抢购和囤积纱布；天津、北京物价上涨则肇始于不断攀升的粮价，两地粮食一旦投放市场，就很快被少数商人一抢而空。到11月中旬，北京、天津、上海、华中、西北等地物价比7月平均上涨将近两倍，北京、天津个别粮商挂牌价格比7月竟高出四五倍之巨。

　　布帛菽粟，民生须臾不可离。这次物价涨风猛、波动大、范围广，对于刚刚成立的新政权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从中央到地方、从解放区到战区、从干部到群众，物价涉及方方面面，应对之策既要把握宏观全局，又要考虑纤毫微末。面对眼前复杂的经济局势，中共中央经过紧急讨论，因循经验，决定通过抛售物资、收紧银根、征收税款的办法，势将这次涨价风波尽快平复。

　　抛售物资。当时，国家掌握可以调用的粮食不下5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接近或超过全国产量的一半。虽然拥有的物资储备与货币投放量相比杯水车薪，但如果应对得当，足以把控和遏制物价不断上涨的态势，如若投放时机不准，已投放的物资必将打水漂，功亏一篑。抛售物资成败的关键在于时机的选择。从10月初到11月13日，人民币共发行将近8000亿元，如按11月初时的物价，国家可调用的粮棉物资还不足以回笼或抵销巨大数量的货币。到11月中旬，物价已上涨两倍之多，以同样数量的物资将双倍收回市面流通的货币，抛售物资的时机已然成熟。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中财委将大批粮食、棉纱、煤炭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同时命令各地国营贸易公司于11月25日起，以低廉价格不断向市场抛售大量紧俏物资，迫使少数别有用心的投机商人无力掀起波澜，从而遏制住物价上涨势头。

1949年11月13日，陈云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制止物价猛涨问题给各地财委的电报及毛泽东、周恩来的批语。

　　紧缩银根。控制资金源头是根除投机的重要一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抽离市场的投机资金，或使市场投机的后续资金无以为继。中国人民银行在党中央整体部署下，设法紧缩通货，重点从"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三方面进行有力配合。在具体举措上，一是按照中财委关于“各机关、学校和国营企业必须把库存现金存入到国家银行，不准到私营银号、行庄存款”的要求，吸收机关单位存款；二是按照米、布、煤、油等四种实物的牌价举办折实储蓄，从国营企业、机关、广大职工和尽可能多的私人工商业家手里努力吸收存款，掌握游资；三是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的除外，一律暂停贷款。在此期内，按合同约定收回贷款；四是调高利率水平，使存、放款利率高于物价上涨幅度，并根据市场供求、贷款对象和资金松紧情况，灵活调节利率。11月将私营企业的存款利率由月息75‰提高到360‰，私营商业放款利率由月息240‰提高到1000‰，大幅挤压游资可拆借的资金量；五是在各地开始建立发行库，使全国的资金能够进行灵活统一的调拨；六是加强现金管理，开展票据业务，大力组织公私企业间之划拨清算，尽可能不通过现金；七是严格管理私营金融业，限制其资金动用的范围和用途。

　　严厉打击金融投机。在这次投机风潮中，还有一股力量——地下钱庄在推波助澜、兴风作浪。公开的金银投机市场被取缔后，地下钱庄异常活跃，他们投机金银、外币，从事资金高利拆借活动。整顿、清理危害金融稳定、国家安全的非法地下资金交易已刻不容缓，各地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门联手打击地下钱庄。11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与公安部门突击清查地下钱庄，共查获26家地下钱庄，拘捕111人，抄没大量黄金、银元、美钞及支票。

　　广州是近代中国重要金融中心之一。解放前的广州有几百家从事外汇黑市兑换的地下摊档。市民在这些摊档，无论购进还是卖出外汇都要被重重搜刮一笔，老百姓形象地称其为“剃刀门楣”。12月4日，华南分局向中共中央和中南局提交了《对投机商采取办法请示》。12月5日，人民政府组织解放军、公安部队以及广州工人纠察队、青年学生共约2000人，搜捕非法金融摊点。这次大清查查获地下钱庄170家、“剃刀门楣”498档，抓获买卖手、司库等1016人。其他城市的地下钱庄也风卷残云似的迅速被取缔，自此之后，金融投机活动逐渐敛迹。

　　财政上，一切能收的税坚决去收回，一切能减的开支坚决减少。各大城市于11月25日左右开征能起收缩银根作用的税收。经过这一场全国市场的大洗礼，到1949年底，国家共吸收存款8000亿元，社会上的游资逐渐枯竭，资本家和投机商再无可拆借的资金，无法继续买进粮食和纱布。随着国家贸易公司连续多日低价抛售粮布，不少资本家和投机商囤积的货物大幅贬值，拆借到的资金按天滚动算息，利率高昂无法偿还，最终只落得血本无归、破产倒闭的下场。

　　党中央运筹帷幄，沉着指挥贸易、金融、财政三条战线协同作战。当时是中财委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的薛暮桥曾回忆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投机商人认定物价还将上涨，不惜高利拆借巨款，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实力雄厚，敞开抛售后逐步降价，投机资本遭到沉重打击。几天之内，就将这次波及地区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物价涨幅最大的涨价风潮平息下去了。这一次，国家不仅能够主动地对付物价波动，而且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预定的要求。无论是物价总指数，还是主要商品的价格，都平息在预计的水平上，这是极大的成功。”

　　新政权首次与私营资本的较量，展示了煌煌正气，迅速维稳物价、应对猖獗投机的成功给私营工商界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担任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的荣毅仁很是叹服，曾感慨到：“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稳住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作者：濮旭、李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