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变局中开新局——论南方谈话的时代意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陷入低潮。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阵营、版图发生重大变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周边一些国家发展势头强劲。邓小平南方谈话正是中国共产党应对这场世界变局的一篇经典文献。邓小平南方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不仅对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通过文献梳理南方谈话历史背景、思想成果、历史经验，可以从中获得一些重要启示。

 

　　一、南方谈话源起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陷入重重危机，现实残酷波折，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负面影响。有人对改革开放产生怀疑，有人提出“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的疑问，有人提出，阶级斗争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更有甚者丧失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

 

　　面对自冷战之后世界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局，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能否抓住时机、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党和国家走到了历史的紧要关头。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陷入低潮

 

　　90年代前后，西方国家政治势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活动渗透、颠覆、“伏击”和“包抄”社会主义阵营，和平演变相继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引发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政权被腐化同化，相继偃旗倒戈。1988年起，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政治体制改革，削弱和放弃苏共的领导地位。1989年，波兰统一工人党主动放弃了对政权的一党执政，推行政治多元化和议会民主制，允许反对派参政，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9月波兰团结工会顾问马佐维耶茨基组阁新一届政府，战后东欧出现了第一个非共产党领导的政府。

 

　　1989年年初，我国极少数人受西方国家政治势力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煽动，利用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普遍陷入困境的事实，利用国内人民群众对1988年来物价通胀的焦虑，发动了暴乱事件，政治动乱很快被平息。

 

　　1990年1月，执政45年、代表工人阶级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停止活动，宣告解散。1989年2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决定实行多党制，10月社工党更名为社会党，宣布不再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1990年4月，社会党在议会竞选中失利，彻底沦为了在野党。东欧剧变相继波及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东德、阿尔巴尼亚等国共产党政权，失去了执政地位。1991年7月1日，根据当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提议，成立于1955年的华沙条约组织宣布解散华约组织的军事机构，同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同期，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老布什建立美苏战略伙伴关系，彻底终结冷战。1991年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随之解体。

 

　　国内1988年通货膨胀引发民众焦虑

 

　　1988年是我国自改革开放10年以来物价涨幅最大的一年，通货膨胀成为国民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当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加20%，货币投放增加50%，财政赤字扩大了一倍之多，加之中央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煤炭出厂价格，7月放开、提高名酒名烟价格，名烟名酒价格暴涨10多倍，这些民生相关领域的价格闯关引起了人民群众对国家物价政策的误解，加剧了人民群众对物资不断涨价的预期，部分城市出现了提款囤货的风潮，抢购风在全国不断蔓延开来。全国的物价涨幅与月俱增，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从1月份的9.5%逐月上升，7月上升幅度高达19.3%，8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猛增38.6%,全年零售物价上升18.5%，居民提取储蓄存款同比1.3倍。针对这次通货膨胀，国务院及时采取有力举措，将物价放开进行时间规划，以时间换价格变化空间，稳住物价、改革工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到年底很快抑制了物价大幅上涨的势头。

 

　　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变局带来思想冲击

 

　　1991年2月15日到4月12日，《解放日报》以每篇发表时间间隔20天左右的节奏，在头版重要位置连续发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分别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在全国引发热烈讨论。

 

　　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中指出，十年看头年，辛未羊年，对于上海来说，应当是一个“改革年”。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我们的各级干部，要以改革的姿态，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中提出不能有四种“对立”思想：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一讲市场调节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于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

 

　　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中谈到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问题：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中指出：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开创九十年代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必须不失时机地培养、选择和任用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涉及到社会主义该何去何从的重大理论问题，思想交锋十分激烈。

 

　　1991年8月，《求是》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

 

　　1991年8月，《当代思潮》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其中质疑到：“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新的改革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

 

　　1991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文章提出存在改革的路线和道路斗争：“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1991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一文，更是重提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1991年11月，《求是》发表《大力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工作》。文章提醒各级干部：“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认识模糊，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基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

 

　　社会上各种观点层出不穷、众说纷纭、泥沙俱下，“左”倾思潮负面影响波及到了经济领域。宏观政策趋于安全、谨慎，经济增长缓慢，个体户、私营企业减少了一半。“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一贯主张不把时间浪费在争论上的邓小平同志决定采取行动，驱散长期笼罩在人们脑中的思想迷雾，回答长期束缚人们行动的重大思想问题，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二、南方之行思想成果

 

　　1990年12月，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同志与江泽民、杨尚昆和李鹏会面重申了要在2000年以前经济实现翻番的重要性，这是他自改革开放以来一贯的坚持。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科技革命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国内改革开放前沿的地方政策实践更让邓小平同志坚信，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够快，经济停滞就会变成政治问题，而紧缩政策加上外国制裁的副作用，正在放慢经济增长的速度。只有放弃保守的经济政策才能避免重蹈苏联和东欧的覆辙。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决定以88岁高龄南下，先去武汉，然后是深圳、珠海和上海，打算在这些地方燃起扩大市场开放和加快发展的民族信心和激情。

 

　　1月18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南行专列抵达武昌火车站，他与迎接的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在站台上停留20分钟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交谈。列车于当天下午抵达长沙火车站，利用停留大概10分钟左右的时间，邓小平同志接见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熊清泉等省级干部，叮嘱他们湖南“搞改革开放的胆子要更大一些……要加快经济发展”。

 

　　1月19日上午在广州做了短暂停留后，邓小平同志开始了对深圳和珠海为期11天的视察。对有些人担心特区搞资本主义、受到外国人控制的言论，邓小平同志一路走一路看时谈到，中国在政治上控制着所有外国公司，可以确保它们对中国有益。他还主张增加外资数量，建立更多的合资企业，因为外国企业不但交税，还能为工人提供就业岗位和工资。在参观中，邓小平同志再次谈到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很多基本观点：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先富起来的地方要多缴税，用来帮助落后地区。但各地的情况不可能很快拉平，不能搞“大锅饭”，这会打击人们的热情。邓小平同志鼓励干部进行试验，敢于冒险，不要怕犯错误，有错改了就好。

 

　　广东省委书记谢飞、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和其他几位省里的干部与一些当地干部一起在深圳为邓小平同志做向导。在听到有关深圳的贪污受贿和腐败问题的汇报后，邓小平同志说：“你们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手都要硬。”对于邓小平同志很担心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广东省委领导汇报到，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在大力帮助广东北部和西部的贫困山区。邓小平同志再次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南方谈话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序章，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并从九个方面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主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上，强调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上，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是二次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坚持对外开放；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领导力量是共产党，依靠力量是人民；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国两制”创造性构想。

 

　　“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着重重申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创造性地阐述了改革开放工作“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社会主义本质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改革解放生产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一系列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了新阶段，也标志着邓小平同志经济思想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

 

　　三、南方谈话新时代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之所以伟大，根本就在于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都从来不放弃、不退缩、不止步，百折不挠为自己的前途命运而奋斗。”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新时代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改革攻坚任务艰巨繁重。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大变局，能否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是对一个国家决心意志、国力实力、能力智慧的立体考验。面对时代重任，通过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可以从中获得一些重要启示。

 

　　一是必须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凝心聚魂。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语重心长地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通篇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运用到解决中国具体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由此逻辑起点，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将马克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南方谈话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振聋发聩，令人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南方谈话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明确了社会主义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只有站立在社会主义的高度，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防御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敌对势力层出不穷的颠覆手段和花样。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继续照耀未来之路。

 

　　二是必须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有没有一个成熟稳定的领导核心，能否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关乎党和国家的事业成败，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为了党中央权威，邓小平同志十分谨慎地运用自己的威望。

 

　　1992年，邓小平同志已退休将近两年，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早已融入这位老一辈革命家血液，面对国际形势重大变局，他决定采取有力行动，支持改革开放、加速发展，避免无休止的争论错失民族复兴的历史时机。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决定“家庭度假”，出门散心观光，开启南方之行。

 

　　南方之行返程后不久，党中央即以《关于传达和学习邓小平同志同志重要讲话的通知》文件形式印发全体中央委员，6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毕业班上作了题为《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同志讲话的重要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正是邓小平同志高超的政治智慧，维护党中央的核心和权威，南方谈话迅速赢得了全党上下、全国上下的拥护。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局，更要坚定地维护党的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2018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增写了“两个维护”的内容。以党内基础性法规的形式明确“两个维护”，不仅是对党员思想认识上的强化，更是在政治上、纪律上的明确要求。

 

　　三是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邓小平同志在南方之行的系列讲话中概括提炼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特征是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点，是事物特点的征象、标志等。本质是指事物本身内在的、固有的根本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统一，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贯穿其中最本质的特征。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离开了共产党，社会主义事业就丧失了政治灵魂和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以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形态发展为己任，是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风险挑战的最可靠主心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将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保证。如今我们国家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

 

　　四是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面对党内对待改革开放政策保守、谨慎的态度，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实际上，南方之行后到1999年，我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10%，取得了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增长率，凭借国内不可逆转的扩大开放政策和冷战结束后外国制裁逐渐减弱、经济全球化启动的有利外部环境，我国每年吸引外资平均达到350亿美元，对外贸易突飞猛进，切实抓住了经济腾飞的重要时机，南方谈话真正为未来综合国力的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新时代前进道路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化危机、应变局、开新局，立足新发展阶段、提出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积极扩大内需，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使我国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应对未来变局、处理突发危机。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经济体量、经济韧劲和活力做后盾，遇到危机就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诸多风险挑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共同努力，2022年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取得了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元、增长8.1%的重大成就。发展的丰硕成果就是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最好诠释。

 

　　五是必须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放的大门敞开后，意味着先进技术、先进经验引进来的同时，腐朽的、丑恶的精神垃圾也会随之涌入国门。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洞察到改革开放对精神文明建设带来的挑战，南方谈话中提到：“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持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对此，邓小平同志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要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的制度——“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精神文明方面是重要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站在时代前沿，引领风气之先，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发挥更大威力”，并要求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过程、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不会偏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方向。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世界上各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存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要把全社会意志和力量凝聚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识中，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人民群众就是一盘散沙、各行其是，严重削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有了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就有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力量、精神脉络。

 

　　六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针对有些人对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疑惑，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标准是必要的判断依据，是改革开放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统一的根本立场和原则。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立场是一个政党的根本问题、首要问题，决定其性质宗旨和力量源泉。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在革命、建设、改革的每一个关键阶段、每一次重大关头，中国共产党都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紧紧依靠人民战胜困难、赢得胜利。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讲话，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弄明白，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上日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可以更加深切地感悟到，新时代我们国家拥有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风险挑战的最可靠主心骨，拥有抵御风险挑战、不断化危为机的根本制度保障，在思想理论、体制机制、经济基础上都有信心有能力抓住机遇、应对变局、开拓新局、引领未来。我们坚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必能在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一定能够实现既定目标，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断前进。

 

（栏目负责人：高辰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