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二师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的一块重要战略区，它东起大运河，西至寿县瓦埠湖，北连淮河，南靠长江，以津浦铁路为界，划分路东、路西两大区域。淮南抗日根据地深入敌后，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及汪伪政府首都南京仅一江之隔，日伪视之为心腹之患，军事上频繁“扫荡”，经济上封锁掠夺，货币经济斗争异常错综复杂。

　　一、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淮南抗日根据地由原皖东抗日根据地演变而来，位于安徽省东部和江苏省西部。津浦路西地区全部在安徽境内，包括定远县、凤阳、滁州的大部分和嘉山县（今明光市）、全椒、寿县、合肥、和县、含山、怀远、巢县各一部分。浦津路东地区包括安徽东部和江苏西部的来安、天长、盱眙、嘉山县的大部分和六合、仪征的大部分，以及高邮、宝应（今金湖县）、江都、江浦的各一部分。

　　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兼指挥，徐海东、罗炳辉先后任副指挥。6月，江北指挥部对江北新四军进行整编，将第四支队扩编为四、五支队。经过2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和发动群众，第四支队开辟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12月初，刘少奇率中原局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直接领导华中抗日斗争。不久，成立了以张劲夫为书记的中共皖东津浦路东省委，以刘顺元为书记的中共皖东津浦路西省委。

　　1940年3月始，江北新四军在江南新四军的配合下，取得了定远自卫反击战和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在路东、路西区建立起各级抗日民主政权。9月，江北新四军粉碎日、伪军1万余人对路东根据地的七路“扫荡”，进一步促进了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合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张云逸兼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辖第四、五、六旅和路东、路西两个联防司令部。5月，华中局决定将皖东津浦路东和路西两个省委改为路东、路西两个区党委，由以郑位三为书记的皖东党政军委员会统一领导。

　　1943年1月，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从苏北移至二师师部所在地苏北盱眙县黄花塘，师部改驻来安县大刘营。1943年2月，华中局决定成立淮南苏皖边区党委，辖路东、路西两个地委；成立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辖路东、路西两个专署。淮南抗日根据地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43年，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主动对日出击，夺回部分失地，扩大了根据地。到1945年9月，淮南抗日根据地共建立了2个专员公署、17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人口约300万，面积约2.1万平方公里。

　　二、淮南银行的成立和主要任务

　　淮南地区盛产水稻、小麦、玉米、豆类、棉花等，煤、铁、铜等矿藏丰富。地处津浦铁路和淮河交会处的蚌埠，水陆交通方便，是淮南地区主要货物集散地，商业较为发达。淮南地区一些交通要道上的集镇凤阳县临淮关、滁县乌衣、全椒县古河等大都是繁荣的商埠。

　　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对淮南地区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强抢了大量的粮食、煤炭、铁矿石、黄金、铜等资源。

　　抗战早先时期，因日军、国民党顽固派频繁的破坏和阻挠，根据地财政状况筹拨困难、左支右绌。刘少奇在1940年8月31日《关于皖东财经情况》中曾记载：“财政方面，亦因定远沦陷，每月连各项税收捐款在内，收入不满4万元。现待路东每月补充二、三万元维持伙食费。”

　　即使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抗日民主政府依然热火朝天地帮扶、带领百姓恢复生产，发展工商业、手工业：开展生产运动，实行减租减息，建立农业合作组织，创办纺织、化工、烟草等企业，加强根据地内外贸易交流，一方面保障了新四军二师的部队补给，另一方面也打下了经济发展的基础。

　　随着抗战的持久与深入，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发行伪币的金融手段进行经济侵略。加之国民政府法币不断贬值，给根据地的经济生产造成很大压力。1941年1月14日，邓子恢在路东临时参议会上报告提出：“要维持金融稳定，基本的办法是在干自己设立银行”，“将法币吸收回来作为准备金，商人要到敌区买货，则将所收钞票向银行兑换法币”。1941年2月，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施政纲领中宣布“调剂金融，防止法币、现金、硬币外流，严禁敌伪钞票流入”。守护金融稳定的意识已然觉醒，金融保卫战将从拥有自己专属的金融武器开始。

　　成立淮南银行。1942年2月，路东区党委根据华中局会议精神，正式成立淮南银行，发行淮南币。淮南银行是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地方性银行，与淮南行署总金库合署办公，属淮南行署财经处领导，行址驻天长县境内的葛家港（今安徽天长市张铺乡），1943年后迁往时家集。

　　淮南银行首任行长是龚意农。行内设有会计、营业、出纳三个课（科），1942年5月成立印制课（科），1944年印制课（科）改为淮南印钞厂。淮南银行下属机构有高邮、六合、嘉山、盱眙、甘泉县大仪支行和铜城办事处（后改为高宝县支行），同时在津浦路西建立路西分行和4个支行。因处于战争状态，当时各支行、处没有固定办公地点，也不公开挂牌，随“贸易管理局”行动。

　　淮南银行成立没多久，即在淮南银行驻地附近筹建了“淮南银行印制课（科）”。因为处在敌人大本营的眼皮底下，条件极其简陋，所谓印钞厂其实只是两间茅屋。经过两个多月的试印，1942年5月，第一批淮南银行币终于印制成功。1944年下半年，印制课（科）改为“淮南银行印钞厂”，淮南银行副行长王麟章兼任厂长。

　　1943年版淮南币十元券

　　1944年版淮南币五角券

　　发行淮南币。淮南银行发行的货币简称淮南币，是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本位货币。发行时的币值，每1元相当于法币3元。流通范围主要在安徽、江苏交界的津浦铁路两侧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具体是在安徽的来安、天长、嘉山、盱眙、定远、凤阳、滁县、全椒、和县、含山、合肥、巢县、寿县和江苏的江浦、六合、仪征、扬州、宝应、高邮等县。截至1945年10月，淮南银行先后3期印制发行淮南币1角、5角、1元、5元、10元、100元6种面额24种版别，累计发行总额为38827457.27元。

　　主要任务。淮南银行成立的主要任务有四项：一是代理金库。淮南银行成立后，路东、路西财经委员会下设的总金库转交银行负责。各县金库也由县支行代理。总金库负责统一经收行署范围内的各项公款，根据财经主管部门审核签发的现金支付令，拨付到领用单位。二是发行淮南币。淮南币主要通过路东抗日民主政府创办的“利华公司”、路西抗日民主政府的“民生商店”收购粮食来投放市场，此外军政机关的经费开支、军政人员的津贴、银行贷款也都用抗币发放。当时路西行政公署淮南币发行按三三制分配，即三分之一拨交财政使用，三分之一拨给民生商店充作贸易资金，三分之一留给银行作贷款基金。三是发放贷款。为了支持根据地农民生产、商户经商，淮南银行组织发放贷款，贷款中用于农业生产的比重较大。生产性贷款约占淮南币发行总额的25%，占根据地财政总收入的7%。四是制订金融政策，开展对敌斗争。

　　三、淮南银行支持生产，促进根据地建设

　　1943年7月，华中局作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运动，帮助农户制订生产计划，提倡和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提高劳动效能。利用农闲之时，广泛动员组织群众挖塘、开荒、兴修水利。民主政府还调整租佃关系,减少地租和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使农民的生产热情大为高涨。在机关和部队中，也开展生产运动，解决部队的物资困难，减少财政支出。

　　实行相关农贷政策。如《盱嘉县委关于整理农贷的工作报告》就记载:“盱眙、嘉山两县自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从一九四一年起就开始施行了农贷政策，以帮助和解决农民在春荒和生产中的困难，并为了照顾各阶层又举放了业主、贫商贷款。其种类计有耕牛、水利、贫农、救灾、种子、移民、棉贷、小本、边币等九种之多。”1942年，淮南银行成立之初及时发放耕牛贷款，资助农民饲养耕牛，贷给贫农买牛，推动他们组织耕牛合作社，实行“专款专用”。淮南银行还根据农民需要，及时发放各种贷款（如种子、耕牛、水利、肥料贷款等），支持生产。

　　发行小额兑换券。棉纱是日伪对根据地封锁的重要物资。严密的军事、经济封锁一度造成根据地内纺织厂原料紧缺。为自力更生解决这一问题，来安半塔民众合作社响应抗日民主政府的号召，大力发展手工纺织，由于合作社资金不足，便向淮南银行申请贷款。1942年，淮南银行授权来安县半塔镇“杨言德合作社”发行“直一区民众合作社兑换券”，共印制发行了58万元1、2、5角券小额兑换券，合作社用这笔贷款打造了750辆纺车。此后淮南银行又给予流动资金贷款支持合作社收购棉纱，打破敌人的封锁，促进了根据地纺织业的发展。

　　建立以淮南币为本位币的独立货币市场。淮南币的发行渠道主要有部队和机关经费的支出以及农副产品的收购，此外发放淮南币贷款也是重要的投放渠道。群众手中的淮南币，除了用于纳税外，在公营商店、供销合作社、群众合作社等，可随时购买到任何商品。同时，动员商人在交易中尽可能使用淮南币。

　　四、打赢淮南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斗争

　　淮南抗日根据地东、南与日伪控制区接壤，西与国民党国统区毗邻，对敌伪的货币战情况十分复杂。日军为了进一步推行金融统治，干扰和破坏“国统区”及抗日根据地的金融秩序，采取了一系列的金融手段，造成货币贬值、物资缺乏、经济动荡，以达“以华治华、以战养战”之图谋。为了从实质上让淮南币成为本位币，提高淮南币的信誉，巩固淮南币的地位，淮南地区开展了坚决的货币斗争。

　　灵活兑换法币。淮南币发行初期，与法币保持密切联系，即以一定比价互相兑换，在根据地同时流通。一方面，由于淮南抗日根据地经常遭受日伪的扫荡和国民党部队的骚扰，工商业几乎破坏殆尽，很多商品不能自给，需要到国统区或敌占区购买。同时，淮南币初期发行量不大，流通范围只局限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同国统区的贸易交往仍然要依靠法币来进行。另一方面，出于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考虑，也不能简单地将法币与日伪币等同对待，加以排斥、禁止。到抗战后期，法币日益贬值，影响了根据地经济局势，才采取限用法币的政策，并最终停止使用。淮南币同法币的比价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各自购买力的变化灵活地调整。与法币的这种灵活的兑换关系，既保证淮南币的独立性，又维护了根据地的经济利益及对外经济联系，使根据地的物价相对稳定。

　　坚持与日伪币做斗争。淮南抗日根据地处于敌后，紧靠沦陷区。淮南币发行后，日伪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在军事扫荡时，大烧大抢，企图摧毁根据地的经济基础；利用高价日伪币收买根据地粮食，低价日伪币推销日货，后来则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制造假淮南币，派人潜入根据地使用，扰乱淮南币的流通。抗日民主政府针锋相对采取了禁日伪币，保护法币的政策。在巩固的中心区严格把关，绝不准许日本军用票及伪联银券、中储券流通使用或个人持有，一经发现即予没收。在边缘区或游击区，则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激发群众爱国心，使他们洞明利害，在商品交易中自觉地拒收、拒用日伪各种钞票，使日本军用票、伪中储券等只能局限在日军占领的一些城市流通。

　　巩固淮南币信誉。淮南币发行的基础主要是粮食。坚持经济发行的原则，不将淮南币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手段。由于敌人不断骚扰，银行储备的粮食只能采取分散保存的办法。在根据地，很多农民都可亲眼见到银行丰厚的粮食储备。群众手中的淮南币也可以随时购买到粮食。由于坚持了正确的发行政策，淮南币的币值一直很稳定。

　　淮南币在印制时，注重防伪性能，票面图案刻制得十分精细，并刻有暗记，采用套色印刷等。但是，由于机器、纸张等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在这方面做太多文章。于是，抗日民主政府就广泛进行反假票宣传，动员民众开展反假票的斗争。同时，由淮南银行、公营利华商行、货检处、税务所等单位将假票票样贴出，便于民众识别，并从市镇到农村有计划地深入检查，侦察使用假票的线索，对有意带进假票扰乱根据地金融者予以严惩。由于采取上述措施，民众对假票的警惕性明显提高，假币很容易被发现破获。

　　限制法币流入。为减少法币贬值给根据地经济造成的损失，在巩固的中心区实行贸易管理，阻止法币内流，限制物资外流。尽可能地动员党政军及群众、团体与公商合作社，将所接到的法币及时交给贸易局，由贸易局迅速送到境外换回货物，以减少法币在境内停留所造成的损失。根据地物资出口，要求商人们带回根据地必须的、与出口货物价值相当的物资（如子弹、西药、洋布、颜料等）。

　　1944年5月，华中局财经会议作出《关于货币问题的决议》（草案），要求华中根据地内比较安定巩固的根据地（如苏中一、二分区，苏北、淮南、淮北地区），一年后一律停用法币，改以抗币为各地区的本位币。

　　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淮南大众》（1944年9月20日）刊登的文章《淮南银行发行新边币》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行政公署于九月八日出布告，为了一面对敌进行货币斗争，一面稳定社会金融，平抑物价暴涨，确保根据地人民财富，并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最近下令淮南银行发行新边币一角、五角、一元、五元、十元、百元六种。新边币一元合法币五十元计算。”1944年9月，淮南银行发行新币，降低法币的兑换比价，对法币逐渐收兑，限制其流通范围，并最终停止使用。

　　随着对敌军事和经济斗争的不断胜利，淮南抗日根据地逐步发展与扩大，淮南币已经占据了根据地的流通市场，币值稳定，流通范围日益扩大。不仅游击区和边缘区的民众乐意使用淮南币，敌占区来做买卖的商人，也愿意以淮南币作结算。而法币由于恶性膨胀，信誉一落千丈。

　　1945年春，抗日战争转入全面反攻阶段，苏皖两省各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抗战局面发生根本性扭转，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政治部决定，将1941—1945年期间先后设立的淮南银行、淮北地方银号、江淮银行、盐阜银行、淮海银行五个地区性银行合并，组建成立华中银行，同时成立华中印钞厂。新四军政治部发出命令：“当兹抗战进入最后阶段，对敌经济斗争日益激烈，而各项生产建设事业，亦需努力推进。为此，在华中必须建立巩固之金融堡垒，负此任务，着即成立华中银行，并授权发行华中券，适应各地金融斗争及经济建设之需要。该项货币，以实物为基金，准备充实，通行华中各根据地，与盐埠、江淮、淮南、淮北、苏南等地方券等价使用。凡一切买卖交易、公私款项收付及完粮纳税等一律通用。”

　　1945年8月，华中银行在盱眙成立，淮南银行相应撤销，转为华中银行三分行，淮南币也逐步退出流通。淮南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斗争，特别是淮南币的成功发行与流通，使根据地在当时经济混乱、物价飞涨的恶劣环境中，仍然能维持经济的相对稳定与发展，有力地支持了敌后抗战。（总编著：濮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