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亡党亡国启示二：经济改革与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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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确立“加速”发展战略。

　　1986年初，苏共召开了二十七大。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加速”发展战略的方针、目标、规划和途径等。

　　从1987年开始，国家制订的计划与指标不能如期完成，且低于改革前的速度。更为严重的是，戈尔巴乔夫把经济改革的窘境归因于政治制度，也为私有化思潮的滋生和蔓延提供着土壤。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从根本上进行经济改革的任务，此后，苏联社会围绕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等问题展开激烈谈论。不久，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潮大行其道，成为了舆论的主流。利用戈尔巴乔夫的混乱改革掘得第一桶金的暴富者们推波助澜，日夜期盼手中非法财富合法化，而掌管大量国有资产的特权官僚集团和一些企业管理者则乘私有化东风，近水楼台先得月。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当时在党的高层精英群体里，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把国家的财富化为己有。比如有人当上州委书记，他就有各种各样的权力，他就可能将权力转化成为特权，控制那个州里的几乎所有财富。一旦退了休，他就会失去这些权力和所掌控的财富。所以他们就极力渴望把这些财富变成自己名下的合法财产。”

　　私有化的实质，就是把本来属于国家即全民的资产乃至财产的所有权“重组”、“明晰”、“量化”给少数新贵。面对私有化思潮，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先是反对，接着观望，然后是调和、妥协，直至转为完全支持。

　　1989年2月，戈尔巴乔夫说：“关心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忠于这一制度，不接受私有制， 不接受人压迫人的制度，因为所有这些宝贵的东西都与整整几代苏联人血肉相连。”到了1990年8 月，戈尔巴乔夫，却以公有制束缚了人的劳动积极性为由，攻击公有制为主体是“经济垄断”，认为“改革”“主要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取消公有制的“垄断”地位，推行公有企业非国有化、私有化。他还以计划经济没有效率为借口，主张完全放弃国家的宏观调控。为与其政治“改革”即 确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随即大力推行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快速 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各项方针政策。

　　“500天计划”是沙塔林等人经戈尔巴乔夫授权拟制的。该计划主张在大规模私有化的基础上， 从1990年11月1日到1992年3月14日的500天内，分四个阶段将苏联从计划经济迅速过渡到市场经济。经济学家借用医学上的术语，称这一激进方案为“休克疗法”。

　　1990年10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由戈尔巴乔夫主持起草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 但实质上是全盘接受了沙塔林方案中全面私有化的内容。

　　1991年7月1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原则法》。根据这项法律， 到1992年底，苏联有近一半的工业企业将脱离国家的控制，到199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60%～ 70%。

　　1988年夏天，苏联经济形势开始严重恶化。1989 年，经济增长逐月下降。1990年开始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负增长。据统计，1990～1991年苏联经济年均下降近9. 5%， 而在1991年下降了15%。经济状况空前恶化，使绝大多数群众的生活变得十分艰难。1991年，日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比1990 年增长了1.4倍，集贸市场价格增长两倍， 黑市和议价贸易的价格则超过零售价格9倍。

　　苏联解体以后，新独立的国家无一例外地急速推进本国的私有化。叶利钦则比戈尔巴乔夫更为 激进。

　　1991年12月19日，叶利钦发布总统令，批准《1992年国有及市有企业私有化纲要基本原则》。 一场“休克疗法”式的“改革”， 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首先放开的是物价。到了4月份，消费品价格就比放开前上涨65倍。企业生产成本因燃料、原料价格放开而骤增。到6 月份，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14倍，企业纷纷压缩生产，市场供求进入恶性循环。紧缩信贷造成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三角债日益严重，政府被迫放松银根。1992年增发的货币量是上一年发行量的20倍，通货膨胀率高达2509%。到1996年，物价上涨了6000多倍。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却只卖了72亿美元。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只有1300美元。

　　人类历史上最迅速、最疯狂的私有化，少数当权者乘私有化“改革”之机，损公肥私，化公为私，把苏联几代人艰苦奋斗积累的成果，瞬间化为自己口袋里的财富。其结果是，造就了占总人口 5%～7%的俄罗斯新贵，而绝大多数民众则陷入贫困，与之相随的还有社会的分裂和动荡。

　　丘拜斯(两度担任出任叶利钦时期的政府副总理，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总设计师”)——私有化与其说是解决经济问题，倒不如说是解决政治问题， 是“5%的经济加95%的政治”。对于俄罗斯来说，要创造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要摧毁共产主义政权遗留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