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淮银行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发行“江淮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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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5月，江淮银行印钞厂筹建完成，当时印钞厂厂长由新四军财经部副部长李人俊兼任。限于条件，江淮印钞厂在江淮银行成立后，并没有立即印制江淮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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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8月，日伪军加紧对盐阜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江淮印钞厂被迫拆除印钞机器，隐蔽所有设备并转移人员。抗日战争已转入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无前后方之分，江淮银行及印钞厂常遭日伪扫荡袭扰，时刻都准备转移。其后，印钞厂虽一再试图组织印钞，但由于战争环境危险重重，印钞工作一直难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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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4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命令印钞厂厂长李人俊必须“在两个月内将江淮币印完，或者大批印出来”。1942年5月，随着苏北取得反“扫荡”的重大胜利，李人俊带领印钞厂工作人员在武装掩护下，冲过多条封锁线将印钞设备转移到阜宁县羊寨镇南的虹庙，准备安装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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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抵制汪伪排斥法币，实施经济掠夺‘以战养战’之阴谋毒计，以保护根据地广大人民之利益，坚持执行经济抗战之政策，除设立贸易局管理物资出口，奖励进口外，复于根据地设立银行，发行江淮银行钞票，票额分伍角，壹元，伍元，拾元四种。江淮票一元作法币伍元计算。自发行日起，江淮票不仅为根据地通用货币，而且为根据地本位货币。并将本署颁订《苏中区发行江淮银行钞票及兑换法币暂行办法》附贴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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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封苏中行政公署1942年11月有关正式发行江淮币的公告。1942年7月，江淮印钞厂终于正式开工印钞，印制出首批江淮币。后来到1942年11月1日，江淮银行和江淮印刷厂转移到苏中抗日根据地，江淮银行历经一年半的艰苦转战，才得以使江淮币正式面世。江淮币自发行日起，就确定为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本位货币和通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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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淮币发行总量和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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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淮银行先后发行过面额为2角、5角、1元、5元、10元、20元等六种面额的钞券。当时兼任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同志化名“胡服”，江淮银行1941年版1元券背面签字即为英文签名胡服（HwuFao），其它券种的签名为江淮银行正副行长朱毅、李人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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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淮银行1941年版1元券（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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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淮币发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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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淮印钞厂发行的钞券，发行的范围较广，不仅在苏中抗日根据地流通，有的券别也在盐阜、淮北和苏浙地区流通。这些地区使用江淮印钞厂生产的江淮币时，往往加盖“苏中”“盐阜”“苏浙”等字样，作为本地区的区域性货币投放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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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版江淮银行5元券（加盖苏中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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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淮币还以流通券、代价券、本票券的形式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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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中抗日根据地以发行临时货币来弥补财政收支，又常以此类货币发行调整经济金融，畅通市场，发展根据地经济。江淮银行苏中分行的第一、三、四、五支行均印制了此类流通券，其中第五分区支行的流通券，其1元券背后印有“每百元作公粮二百市斤”，流通券既可用作商品交易，又可直接兑换公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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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苏中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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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中抗日根据地与日伪控制的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隔江相望，是敌我金融货币斗争激烈争夺的中心地区。为争夺货币阵地，苏中抗日根据地与敌伪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智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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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2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其后抗战形势日趋紧张，国民政府国库空虚，经常通过滥发法币来补充财政。1939年以前，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中，10元以下各种钞券的发行量占总量的80%，50元以上的大额钞票占20%。而到了1941年以后，500元面额的法币大量发行，使大钞的比例增加到货币总额的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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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法币发行大额钞券，民间交易找零极为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拒收大钞及大钞贴水的情况。国民党政府怙过不悛，执迷不悟地坚持错误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法币恶性膨胀，严重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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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抵制伪币、假币入侵根据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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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伪利用“扫荡”之机把大量伪币输入到根据地，刺刀强迫、武力威胁根据地人民群众使用，以此来掠夺根据地的生活物资。抗战初期，根据地采取的是联合法币、对抗伪币的斗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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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达到以战养战的罪恶图谋，此后，日伪又伪造抗币来吸纳根据地物资，根据地抵御侵犯，随即展开反假票斗争，维护抗币信誉。设置伪币兑换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公营商业、合作社和私营商人到敌占区用伪币购回根据地所需要的重要物资，联合贸易战线抵御和驱逐来犯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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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抗币保护根据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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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后，根据地的产品运销出去换不回所需物资，根据地的行商者只有将法币、伪币带回。一段时间以来，大量法币、伪币到根据地收购物资，严重威胁根据地的民生经济。为了抵制、排除、拒用法币、伪币，仅靠发行小面额辅币，已不能满足斗争需要，只有掌握货币发行、流通的主动权，才能建立金融堡垒与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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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10月24日，中共苏中区党委发出使用抗币、对抗日伪的“战斗檄文”——《关于敌汪排斥法币及我根据地发行抗币的决定》，《决定》深刻分析形势，指出“敌汪一方面禁用法币，一方面吸收法币……时增时减，以操纵我方之金融和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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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汪企图在沦陷区禁用法币，迫使法币内流，造成大后方及我根据地之恶性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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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伪币套换法币，再以法币夺取我物资，使我们物资外流，抗战资源日趋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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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强调抗币“带有国家纸币的性质”，是“新民主政权下地方性国家纸币”，发行抗币事关抗战利益，是与敌人作货币斗争，为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措施。《决定》全面揭露敌伪阴谋，号召根据地内禁用伪币，发行抗币，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根据现存史料记载，1945年，兴化县12个乡镇组织商会坚持以抗币标价，泰县和泰兴县地区一些合作社，还发行了只可兑换抗币的“流通券”、“代米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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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9月，法币剧烈波动、急剧贬值，为了避免波及和影响，对敌展开货币斗争，江淮银行将抗币对法币的兑换比率规定为1:50，随后对日伪币的比率也大幅下调。封存冻结已经流入根据地内的伪币，不准流通，但可以携带出口，到敌据点购买物资。同时通过合作社回收伪币。到1945年5月，伪币已大幅贬值，160元伪币只能兑换1元抗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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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经济稳固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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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淮银行一经成立，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和华中局有关经济建设的货币金融政策，在苏中抗日根据地陆续发放了各项贷款支持大生产运动，促进中国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经济扎根、发展。江淮银行存续期间主要办理三类贷款：一是农业贷款，用于帮助人民群众购买种子、耕牛、小型农具和凿井灌溉，其中发放的农副业贷款支持农民度荒、生产，很多贫农及赤贫由此得到资金和生产物资，1944年对农民贷款，计值超过3500万元（江淮币）。二是向个体工商户发放小额贷款。通过对公私营工厂、作坊的投资和贷款，支持生产根据地紧缺物资，初步打下根据地经济基础，打破日伪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三是商业贷款，用于鼓励商人到敌占区城市采购生产、生活资料，活跃根据地市场，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必需。苏中抗日根据地货币斗争取得最终胜利，1944年，苏中区税收总额达11261万元，行政收入41297879元，税收在苏皖边区四区（苏北、苏中、淮北、淮南）中最为丰厚。（总编著：濮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