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金融的价值意蕴

　　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做到：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红色金融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实践，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源泉，深入挖掘红色金融的价值意蕴，对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红色金融的历史脉络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金融工作，坚持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践行枪杆子里出政权、钱袋子里出民生，开辟了波澜壮阔的红色金融事业。

　　大革命时期，对红色金融事业进行艰难探索。这一时期，红色金融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深度融合，共同服务于民主革命。在农村，中国共产党领导发起轰轰烈烈的减租斗争，成立农民协会，提出“组织农民借贷机关”和“实行低息借贷”。1924年，中国共产党创办了全国首个农民革命金融机构——萧山衙前信用合作社。1926年，湖南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发行了党史上第一枚红色货币——白竹布币，从此中国货币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在城市，192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了中国工人阶级最早的经济组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了党的历史上第一张红色股票。合作社经营有方，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

　　土地革命时期，推动红色金融事业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红色金融主要以为革命筹集资金，维系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经济安全为主要目标。红色金融蓬勃发展，创造了诸多第一：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国第一家红色政权银行——海陆丰劳动银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行了苏维埃政权的第一种贵金属货币——“工”字银元；东固革命根据地发行了中央苏区的第一张纸币——铜元券；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发行了红色政权的第一张银行股票——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股票；闽西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央苏区第一家股份制银行——闽西工农银行。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成立，创立了红色金融史上首部国家银行法，开始建立统一稳定的苏区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

　　抗日战争时期，推进红色金融事业持续壮大。这一时期，红色金融进入服务抗日战争、维护民族经济利益的新阶段。面对混乱的金融市场，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根据地创办银行，统一币制，打击杂钞，驱逐伪币，进行艰苦卓绝的货币斗争。“行无固址随军游，工无桌椅在炕头。有事即办无日夜，钱账随身安无忧”，描述的是冀南银行作为“马背银行”的真实写照。各根据地相继创立陕甘宁边区银行、北海银行、冀南银行等红色银行，开展金融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坚实基础，为日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作出重大经济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红色金融事业走向统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将货币政策作为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在开展军事和政治斗争的同时，也开展经济、金融斗争。为适应人民解放军大兵团运动作战的需要，我党将抗日战争时期的几十家银行集中调整为解放区少数几家规模较大的银行。西北解放区的西北农民银行与陕甘宁边区银行合并，统称西北农民银行，华北解放区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和冀南银行合并成立华北银行。1948年下半年，华北、西北、华东三大解放区的货币统一初步完成。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人民币，标志着新中国集中统一金融体系的开端。

　　红色金融的文化内涵

　　红色金融历尽革命战火洗礼，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根基，蕴含着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等文化理念。

　　“诚实守信”是红色金融的立身之本。开展红色金融事业必须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这是红色金融发展壮大的基础。在井冈山上井造币厂铸造“工”字银元期间，毛泽东同志多次到厂视察，要求花边不要掺假，一定要纯银的，重量也不能少于七钱二分。在长征途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遵义城以食盐作为保证，发行了“红军票”，并在撤离前夕，通宵达旦让群众兑回“红军票”，“红军票”仅仅发行了12天，但给当地群众留下了“红军好不坑人，‘红军票’最值钱”的印象。正因为严格遵守信用原则，红色金融才能迅速获得认可并不断发展壮大。

　　“以义取利”是红色金融的价值准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为革命战争和红色政权服务，但归根结底是为人民服务。大革命时期，为了让农民免受高利贷盘剥之苦，萧山衙前信用合作社开办简单的借贷业务，贷款不计利息。截至1929年9月底，萧山衙前信用合作社共借入资金6490元，放款总额为6820元。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股票不以盈利为目的，只为减轻工人生活负担、抵制中间剥削。据招股简章记载“本社每年红利平均分作十分，以四分摊分于各股，三分留为扩充社务之基金，二分为俱乐部基金，一分为社内办事员酬劳金”，工人分红占比最大，体现了革命金融让利于民的宗旨。

　　“稳健审慎”是红色金融的生命线。在革命年代极端艰苦的环境下，要保持币值稳定，就必须有充足的物资作为保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化解银元挤兑危机中认识到，金银不是唯一的信用保障，重要的物资同样也可以成为货币发行的重要支撑。闽西工农银行章程规定：发行纸币，至少必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作为物质准备，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或他种证券作为保证准备，以保证货币有足够的物资作抵押，从而维护货币币值的稳定。统计显示，从1946年到1949年，山东解放区每年物价环比增长最高只有9.91%，而国统区物价在1948年环比增长高达395.24%，通过数据对比可以看出解放区物价稳定的制度优势。

　　“守正创新”是红色金融的发展之道。开拓创新是红色金融从无到有的重要法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因缺少印刷专用油墨，曾将五角纸币印刷成绿、红两种颜色，国民党利用这一短板制造假币。行长毛泽民苦思冥想数日，受火烧羊毛发出的异味启发，在造币纸浆中掺入一定比例的羊毛，这样可以通过透视纸币的特殊纤维或火燎纸币散发的羊毛焦糊味儿来辨别钞票的真伪。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创新推出“折实”贷款，将贷款按市价兑换成生产物资交给农民，将金融服务与农民生产需求无缝对接，农民收获后交还等价实物，开创了普惠金融的早期实践。

　　“依法合规”是红色金融的经营之道。中国共产党重视对金融事业的建章立制。毛泽民于1923年主持制定的《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办事公约》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反腐肃贪文件。合作社根据公约严肃处理了一起挪用公款案件。1930年，闽西工农银行的工作人员凭借一本《银行簿记实践》和若干银行凭证，制定出银行业务运行的整套制度。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刚成立，就制定出了第一部金融法规——《借贷暂行条例》。抗日战争时期，冀南银行建立了“总行—区行—分行—县支行”的四级管理体系，向各区行派驻监察委员，监委制由此开始实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借用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曲谱，编写了《农村贷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作为银行的工作守则。

　　赓续红色金融血脉

　　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需要我国金融业赓续红色金融血脉，围绕“五要五不”实践要求，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夯实“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的根基。取信于民是红色金融发展的基因密码，马克思主义认为信用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在于商品经济，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其中银行信用是现代信用体系的核心，离开了信用的支撑，金融就会寸步难行。信用制度的创新能够显著提升金融效率，加速资本流动与市场扩张，但若缺乏有效监管，其衍生的杠杆效应与风险传导机制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的诱因。现代金融应以契约精神为基石，严格信守承诺，通过伦理制度规范行为，强化诚信体系建设，严守道德与法律底线，防范道德风险。这一原则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根本基础，也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保障。

　　遵循“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的价值追求。金融具有功能性和盈利性双重属性，不能单纯以盈利性为目标。金融机构必须始终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以服务国家战略和民生需求为使命，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坚决杜绝以牺牲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的逐利行为，真正做到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红色金融源于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金融事业。其本质属性决定了必须始终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切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与西方金融发展道路的核心分野。红色金融通过服务农民、农业和手工业，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恪守“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的行稳之道。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稳健审慎是金融业内普遍认同的“铁律”，红色金融的货币发行、存贷款业务办理严格按规律办事。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必须把握好稳和进的关系，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金融危机的发生既有制度性的原因也有文化性的原因，文化性的原因非常重要。强调“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就是要坚持把握好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时机和力度，稳扎稳打，稳健前行。只有这样，才能持续推动中国金融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

　　坚持“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的实践准则。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红色金融彰显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开创精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金融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价值创造必须依托实体经济生产过程，脱离生产的金融活动无法创造价值。当代金融要胸怀“国之大者”，开拓变革，确保金融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以为社会创造价值、为人民美好生活赋能为目标取向，始终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

　　筑牢“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的底线要求。红色金融从创立之初就注重用制度管人管事。在建设金融强国的新征程中，必须将依法合规作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核心基因，通过制度约束与文化浸润的双重机制，从根本上遏制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滋生，持续提升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建设金融强国需要构建法治化的保障体系，以立法权威铸就制度铁壁，用法治思维扎紧监管藩篱；同时融合德法共济的治理智慧，通过法治规范与道德教化的双向赋能，培育依法合规的文化自觉，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作者系广东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红色金融赋能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培育的研究》阶段性成果）

栏目负责人：高辰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