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三十多年发展历程中，中国金融充分证明了其服务国内各区域、各部门、各民族共同发展的能力和信念。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中，中国金融发挥引领作用既是实力的展现，更是责任的体现，顺应了世界“共商、共建、共享”的大趋势，是实现共同发展的需要。

　　天下大治，大国担当。

　　虽然全球治理在理论上存在概念争议，但在实践中，全球治理就是全球的事怎么管、怎么办。作为“上层建筑”，全球治理由“经济基础”决定。在全球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当今时代，全球治理变革也处于历史转折点和制度升级期，需要真正的勇者、强者和智者挺身而出，用气魄、能力和胸怀主动承担以共治求共赢的历史重任。

　　事实上，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正主动承担起全球治理的大国重任。最近，围绕全球治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点判断：一是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合作;二是全球治理体制变革要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三是要通过践行联合国宪章和原则，消除对抗和不公;四是要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五是要吸收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这五点判断所体现的“中国思路”，可以高度概括为“共同发展”，也就是全球的事用和平的方式来“管”，用发展的方式来“办”。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协定、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数据和国际金融监管等现代金融组成部分，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值得关注的是，既有的国际储备货币币种结构的合理性、汇率与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等的公平性饱受质疑。一些国际机构主导下的流动性救助机制、以巴塞尔III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发达国家组建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未能有效反映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救助失当与过度监管问题令人忧虑。而本是帮助市场确定资金价格的LIBOR基准利率机制，却一度成为个别跨国金融机构谋取暴利的工具。

　　在此背景下，以共同发展为目标谋求全球治理体制升级，金融是关键突破口。

　　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金融大有可为。例如，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可谓是抓住了全球治理变革的要点。通过政策、监管的引导以及国际间的沟通协商，以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发展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建立推广高效、安全的支付清算体系等为主要方向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能够在优化全球资源配置、促进规制秩序公平合理、实现多边共治透明公正等方面发挥重要推动作用，从而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转折升级创造关键动力。

　　中国金融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充分证明，自身具有服务国内各区域、各部门、各民族共同发展的能力和信念。中国金融的“价值观”、“时代观”、“变革观”、“实践观”和“公平观”，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治理五点判断遥相呼应。中国金融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引领全球治理变革，既是实力的展现，更是责任的体现。

　　第一，中国金融的“价值观”引领全球治理理念的返璞归真。

　　全球资源的有效配置、世界经济的普遍增长和人类文明的深层进步需要一种和谐、稳定和可持续的全球治理理念，而这恰与中国金融的价值观不谋而合。中国金融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核心思想是一个“和”字。

　　一是“和而不同”的合作观，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和社会文化传统，以金融为纽带，推动经贸投资多层次合作。二是“和衷共济”的产业观，以支持实体经济为首要目的，在实体经济繁荣的基础上谋求金融自身的价值实现。三是“和风细雨”的发展观，不追求短期疾风暴雨式的爆发性增长，旨在实现长期稳健的可持续发展，时刻保有把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思维。四是“和谐有序”的监管观，不仅注重发挥市场作用，激发金融创新活力，更注重营造有序的市场秩序。

　　第二，中国金融的“时代观”推动全球规则秩序的转折升级。

　　目前的全球治理规则下，大多数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并不平衡，意愿和利益也得不到反映，共同发展难以实现。在全球治理转折升级的新时代，中国理应代表发展中经济体获得更多话语权，中国金融也有实力承担起相应责任。

　　从境内看，中资银行在全球银行十强排行榜中已占据半壁江山，中国证券市场体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中国金融正在不断向外释放长期稳定、公平公正、可预期的政策信号。从境外看，中国已成为改革后的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推动设立了金砖银行、亚投行以及丝路基金、南南基金等多边金融组织，正在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

　　第三，中国金融的“变革观”推动多边共治体系的共同建立。

　　自二战以后，全球治理体制一直表现为“泛多边化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这种模式往往导致某些国家将自己意志强加给别国，进而产生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失灵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与小国，与其说是参与治理，不如说是“被治理”。

　　中国金融长期伴随、支持中国经济成长，更能理解发展中经济体的成长诉求，具有更好的国际兼容性和学习性。在全球金融合作中，中国金融更注重国家间长远的理解与认同，在自身主导设立的亚投行中也没有谋求一票否决权。中国金融的这种“变革观”，使其在全球治理体制中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渗透力和共鸣度，能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实现真正的“多边共治”。

　　第四，中国金融的“实践观”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公正透明。

　　联合国宪章提出“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的基本理念与精神，而现有治理体制中的货币体系已经限制甚至损害了全球整体利益，需要更合理的全球货币体系来践行联合国宪章。

　　人民币作为新兴市场货币，以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外汇储备为后盾，与33个国家与地区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具有币值稳定的客观基础。目前，人民币已成为国际贸易融资的第二大货币、全球第四大常用支付货币和外汇交易第七大货币，继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之后，IMF篮子货币(SDR)的第五个成员及第三大货币。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中国的需要，更是国际社会改进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需要, 有助于缓解经济发展成果分配的不公以及风险和责任匹配的不公。

　　第五，中国金融的“公平观”推动全球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

　　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实质上是个别利益优先和既得利益优先。中国金融则主张共同发展、平衡发展与长远发展，最终实现同呼吸、共命运。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中国与沿线国家正建立起超越纯粹逐利性和单一经济性的多边合作关系，以金融为重要媒介和内在驱动，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共同发展模式带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避免对排他性利益的单纯追求。在刚结束不久的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将成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并免除部分不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债务，更是中国金融促进全球发展成果公平分享的实际举措。

　　总之，天下大治，大国担当。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要“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所推动的全球治理变革，是全球地缘政治、多元文化、经济贸易、金融货币、能源格局、产业结构和生态环保等多个层面的“共商、共建、共享”，以共同发展为唯一目标，通过构建利益共同体，实现责任共同体，最终打造命运共同体。

　　为实现中国梦与世界梦的深度共鸣，中国金融必须“走出去”，突破“小我”，避免“独乐乐”。中国金融机构要“走出去”，实施中国金融治理措施;中国货币要“走出去”，实现国际货币体系公平再造;中国资本市场要“走出去”，推动全球金融市场更加高效、多元和活跃;中国金融监管要“走出去”，传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监管思想;中国金融理念要“走出去”，践行正确的义利观，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以金融为工具，为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委员、执行董事、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