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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思想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两个结合”的一个重要案例

  • 分类:调查研究
  •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 作者:张翔
  • 发布时间:2023-09-13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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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描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他还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对“两个结合”前提的深刻揭示为“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提供了重要基础,增强了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大同思想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两个结合”的一个重要案例

【概要描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他还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对“两个结合”前提的深刻揭示为“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提供了重要基础,增强了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 分类:调查研究
  •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 作者:张翔
  • 发布时间:2023-09-13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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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他还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对“两个结合”前提的深刻揭示为“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提供了重要基础,增强了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马克思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大同思想传统的激活,众多思想家通过重新阐释中国的大同思想传统,来理解、讨论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大同思想传统的研究也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文化现象。研究者对传统的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观念在中国传播关系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

 

  一些海外研究者对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多有论述。例如,美国学者伯纳尔在《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开篇即说:“在介绍西方的社会主义及有关的思想如何传入中国之前,谈谈中国的一种传统思想是必要的。它就是大同思想,与五四运动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仍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大同思想传统的活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密切关联,是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重要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高度契合性的一个重要案例,值得深入研究。其中有三个重点方面,分别是未来社会理想的追求、处理古今中西之争的文化自主性的确立,以及革命或变革道路的探寻。

 

  大同社会理想为社会主义思想传播提供肥沃土壤

 

  大同观念最多被人提及的早期系统论述是孔子《礼记·礼运》中的一段,其中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按儒学“三世说”的传统,有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三世”循环变化的观念,升平即小康,太平即大同,如山西省北部重镇大同市在历史上曾叫太平、平城即用此意。从中国社会发展史来看,大同思想是在追求天下为公、平等公正的社会进程中“活的传统”,正因为有这一传统,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比较容易。

 

  大同思想作为社会理想,在近代尤其活跃。其主要表现在于,不同立场和主张的社会力量都要争夺对大同的阐释权,都要用大同的思想旗帜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来号召和吸引社会公众。

 

  19世纪中叶,在信奉太平教义的太平军与标举儒学圣教的湘军团练的对垒过程中,即有争夺“太平”概念解释权的思想斗争。太平天国的命名即用了儒学“太平世”的概念,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引述了《礼记·礼运》中对大同世的整段论述。在曾国藩阵营中,常州今文经学派的戴望(1837—1873)曾入曾国藩的幕府,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要通过振兴孔子有关太平世的“微言”来维护儒学圣教,“一二大僚倡之于前,无知之人和之于后,势不至流入西人天主教不止”,如果儒家士子不致力于阐释孔子有关太平大同的“微言”,太平大同之义就会变成太平军和外国传教士的独家口号。这是呼吁争夺对“太平”之义解释权的主张。

 

  在辛亥革命前后,改良派、革命派与窃据政权的袁世凯等政治力量都争言大同。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即撰写《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著作,批判汉代刘向、刘歆父子之后的儒学只讲孔子的小康之学,忘记了孔子有关大同的微言大义,他承继常州今文经学派开拓的道路,通过阐释孔子的大同之义,认为孔子的大同之义已经包括近代西方有关自由、民主、平等、共和等诸种价值与理想,因此认定孔子是“为万世作师”。康有为又写成系统论述自己思想的《大同书》,同时又认为当时仍是据乱世或升平世,还不到施行太平世的治理方法的时候,否则逾越历史阶段,反而会有很大弊病。尽管《大同书》全书在其生前只发表了开头数章,但他对孔子大同之义的持续公开论述产生了很大影响。革命派领袖孙中山曾说,他的三民主义要实现的是“孔子所期待的大同世界”,他标举的“天下为公”同样出自《礼记·礼运》那段经典论述。

 

  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领导新文化运动期间,批判康有为提供了袁世凯尊孔复辟的思想资源,新青年派知识群体深知重释太平大同之义乃是康有为立孔教的根本所在,郑重地重新讨论孔子之道,指出孔子的“大同”论与近代以来的自由、民主、平等、共和不是一回事。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并未否定大同理想,他们与康有为的根本区别在于,康有为对于大同理想光讲不做,而新青年派知识群体要做的是探索实现大同理想、实现真正的共和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各派政治力量争言大同、围绕此议题产生激烈争论的状况,显示大同观念在中国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为社会主义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处理古今中西之争的文化自主性的确立

 

  大同观念的重新阐释与活跃,并非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而是在明清之际已有思想家使用大同概念,吸纳和整合当时了解到的各种全球新知识,包括通过欧洲天主教传教士了解到的知识。方以智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在《东西均》等著作中,方以智从整合中国、印度和欧洲等不同文化的角度论述大同,他在《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及陆九渊“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的基础上,提出“信东西之同”的主张,认为“全者不可不以大同为任”。《东西均》中屡屡提及欧罗巴或耶稣,这里的“西”,不仅指印度,而且指欧罗巴。方以智也是明代中后期兴起的三教合一论的重要理论家。三教合一乃至多教合一论在明清之际的兴起,是在中国文化场域中融汇多种异文化的自觉意识与文化实践,这一努力是唐宋以降儒佛冲突与融合的进一步推进,是没有相应外敌侵扰情况下对异文化的消化与吸收。方以智的相关论述意味着大同的内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传统华夏“天下”的大同,转向新世界(囊括了欧洲等地区)的大同。“全者不可不以大同为任”,初步提出了以大同为框架整合全球多元文明的战略设想。

 

  大同论述在清代后期持续演变,成为处理古今中西之争的一种重要思路和论述,成为探索文化自主性的一种重要尝试。康有为以大同之义为中心重释儒学经典,以此为框架评价和整合全球思想和知识,以及《大同书》以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分科之学作为论述框架,拓展和深化了近代的大同论述的转型。康有为提供了两条整合全球文明的进路,一是重新阐释孔子的大同之义,借孔子之名做整合,在全球文化语境中重新确立中国思想的领先位置;二是自己作为整合者,提供一套新的有关大同的理论论述。

 

  从容纳全球不同文化的角度说,大同论述承诺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或者新的东西文化关系,是一种视野、规划和愿望。在古今中西之争中,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主要表现在自主选择如何融汇古今中外文化。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中形成的吸纳、整合和运用不同思想资源的集大成思路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古代传统和域外文化皆为独立自主的中国所用,五湖四海众多文化的“中国化”涵盖面很广,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探索走向大同世界的中国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康有为曾有著名评价:“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大同观念的传统,不仅仅关乎未来的社会理想、目标或信仰,同时也是致力于实现大同理想的道路探索和实践本身。与写《大同书》的康有为相比,中国共产党人的超越,既在于把大同理想从悬置状态变成当下革命和变革实践的具体目标,更在于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走出了一条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形成,与中国的大同思想传统有亲缘关系,同时又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结合成了有机统一的新的政治信仰和理想。其中一个关键的变化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基于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科学分析,对走向社会主义未来的目标做了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阶段细分,确定了分步走的政治目标。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不同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方法论。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进程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这也是成功处理古今中西之争的文化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到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国知识思想界正在展开科玄论战和东西方文化论战。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世界出现了全面的危机,有的学者提出要用东方的文明来拯救西方文明,有的学者认为要用全盘西化来拯救东方文明。在这个过程中兴起的社会史与社会理论论战,是对社会科学、无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引进以及对东西方文化论战的知识模式的自觉超越。瞿秋白在改版《新青年》的时候提出,要建立一个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主张《新青年》要成为“社会科学的杂志”,建立社会科学,用来分析中国社会,寻找中国社会、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

 

  经过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史与社会理论论战,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考验,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反而夺取了文化领导权,其中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在此期间,在北伐的过程当中,通过组织农民运动,毛泽东同志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来又撰写《实践论》《矛盾论》等,这些都是通过具体的社会结构分析、现实状况分析,根据已有的持续斗争中的探索,总结出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毛泽东同志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对各种思想资源做了自己的整合创新,其中既有东方的也有西方的,但都不再是原有的知识思想,而是新的创造,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开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坦途的同时,也将为更加平等互利的世界新秩序的建构提供中国方案。(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栏目负责人:高辰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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