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组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我们十三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探索和开拓的结果！十三年的基本经验，归结起来，就是要始终做到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三个代表’。这既是十三年来党和国家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也是我们继续开拓创新的行动指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含着丰富的金融思想，比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思想、现代金融企业思想、金融党建思想、依法治理金融思想、金融安全思想和对外开放思想等，上述思想紧密相连、相互贯通，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体系，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金融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从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金融思想，其科学内涵可以概括为：党的金融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要体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要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从理论上进一步扫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陈旧观念，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探索。

　　江泽民同志关于金融工作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始终坚持促进先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进一步深化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的认识，创造性地回答了“确立什么样的金融体制改革目标”“如何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问题，伴随着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国策，秉持渐进式推进金融对外开放的审慎理念，体现“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理论要义，从生产力的角度强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事业根本任务的认识。

　　一、对金融与经济的关系的认识：金融核心论更加具体和深化

　　江泽民同志关于金融与经济的关系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对金融与经济之间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譬如，如何在金融领域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如何降低不良资产支持经济发展、在市场配置资源中金融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公有制实现形式与金融手段等等，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论证，结合国内外形势，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金融核心论进行具体、深化阐释，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金融规律的认识。这一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极大地推动了金融业的迅速发展，这些改革的实践经验也验证了一个基本理念，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是经济的综合反映。

　　（一）金融属于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必须掌握在国家手里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给我国带来了思想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重大挫折，如何回应“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迷思显得尤为迫切。在总结改革经验的基础上，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亮明态度、决不含糊，明确提出，要在九十年代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党的十四大继续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开拓新路，致力于在坚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筑牢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方针。从总体上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要占据优势地位，体现在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体现在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中，国有经济要占绝对的支配地位。1995年6月26日，江泽民同志在长春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时进一步强调指出，金融属于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更是掌握在国家手里。这样就从制度的高度明确了金融行业推进国企改革的根本性原则，这一政策理念直接影响了此后金融改革发展格局。

　　（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国家可以通过金融等手段以及公股掺入，控制股份公司

　　关于股份制这种组织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认为：一是股份制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需要；二是股份制是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是对私人资本的扬弃，是一种社会资本；三是垄断资本的金融寡头可以通过金融手段，利用股份制控制比自身大几倍、几十倍的股份资本。江泽民同志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以上理论观点，强调不能笼统地把股份制归结为私有或公有，突破“公”与“私”的思想束缚，与时俱进深化了对股份制的理解认识，他谈到，第一，股份制是一种现代经济发展的企业组织形式或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用；第二，股份制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或资本运作的效率和竞争水平；第三，股份公司的所有制性质，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由此得出确保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控股权”结论，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国家可以通过金融等手段以及公股掺入，控制股份公司。

　　（三）银行债权转股权，是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改革和脱困的重要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突出成就，但1988年后国有工业企业利润出现大幅下滑、承包制弊端凸显、企业之间相互拖欠债务的问题，因此，对如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搞活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探讨，提上了日程。1999年8月12日，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六项重要的指导方针，其中一条即是以金融的方式切实解决国有企业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对此，他作出了进一步阐述，提出：对制约企业发展、导致企业陷入困境的突出困难和问题，增加银行核销呆坏账准备金用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兼并破产和资产重组，利用国内外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增加国有资产的流动性等措施，帮助企业增资减债。从1999年起，国家结合国有银行集中处理不良资产的改革，通过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形式，将债务沉重又符合条件的部分重点国有企业的银行债权转为股权，降低企业负债。这是支持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改革和脱困的三年目标的重要举措。

　　（四）必须在降低不良资产的基础上积极支持经济发展

　　经过了十五大的“思想解放”，国有资本“抓大”“放小”，市场逐步恢复秩序和生机。从1998年到2000年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脱困的关键三年，其间，银行业积累的不良资产难题又摆在面前，人们对此存在诸多认识，如银行不良资产的成因主要是银行自身经营管理的问题，还有的认为是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干预的必然结果，企业需要金融部门减债卸负等等不一而足，总而言之就是成因多、头绪多，并未引起足够重视。2002年2月5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重申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并进一步强调了“降低不良资产”的重要性，作出了“降低不良资产与支持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必须在降低不良资产的基础上积极支持经济发展”的重要论断，批判将“不良资产处置与经济发展”两者对立起来的观点，引导金融整个行业走出各种思想误区，在经济发展大局下集中处置不良资产。

　　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进一步从宏观与微观层面深入论述了“降低不良资产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性和内在一致性，从宏观上看，一方面，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得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不防范风险，银行不良资产越积越多，包袱越来越重、必然危及银行的安全乃至生存，必将破坏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另一方面，只有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加大对企业和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才能促进企业提高效益和增强还贷能力，为银行带来更多优质客户；才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为防范金融风险提供根本保证；才能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金融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微观上看，银行作为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追求经营效益最大化。而实现这一目标，银行既要“多生产和卖出产品”，积极发放贷款，又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即尽量收回贷款本息。银行的企业属性，决定了降低不良贷款比例和支持经济发展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五）所有金融企业都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及时、便利、优质的服务，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

　　1995年5月10日，为加强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提高信贷资产质量，维护金融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公布施行，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法制建设的又一个里程碑，银行监管和商业银行的运作进入到法治化阶段。我国商业银行法的立法宗旨即商业银行法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求银行提高信贷资产质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银行法有关业务经营规则的条款明确规定，商业银行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开展贷款业务。

　　江泽民同志在2002年2月5日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从商业银行的立法宗旨出发，阐述了对银行更为丰富、具体的经营指导思想理念，要求银行一要做到依法经营，按市场规律办事，大力改进服务，根据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要求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二要落实扩大内需的方针，积极运用信贷杠杆，促进投资和消费增长，继续为国债项目提供配套贷款和支持西部开发，加大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增加对企业技术改造项目、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的贷款，满足有效益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需求，发展消费信贷业务。以上具体要求可以精炼概括为：所有金融企业都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及时、便利、优质的服务，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

　　（六）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时，国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金融活动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作为第三产业，金融为经济结构调整、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和政府机构改革创造重要条件。同时，经过改革开放的积累，金融系统逐渐掌握了巨大的经济资源，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发展的背后仍存在隐患，金融体系不少弊端暴露得更加突出，如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等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没有根除；经济建设中仍然存在着不顾资金可能、不计投资效益，盲目上项目、铺摊子，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低下等等，经济领域的许多问题逐渐向金融领域转移，金融风险加大，严重阻碍着金融良性循环的矛盾和问题依然很突出。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党和国家领导人将目光再次集中聚焦到金融领域，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金融工作。1997年11月19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从经济安全的视角加以凝练概括，提出，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果金融不稳定，势必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妨碍整个改革和发展的进程。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再次明确金融与经济的必要条件关系，只有大力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才能为彻底解决金融领域中的问题创造好的经济条件和环境。两个根本性转变将为解决当下金融时弊创造必要条件。经济活动要为金融运行创造好的条件，金融也要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有了良好的国民经济质量和效益，才会有健康的金融；有了健康的金融，国民经济才能始终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总而言之，搞好金融，归根到底是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七）金融在市场配置资源中起着核心作用

　　邓小平同志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指导思想，释放了金融业在“计划点菜，财政买单，银行掏钱”的方式下积蓄已久的发展动力。市场化进程中，对于金融与经济如何耦合、融合的认识越来越明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充分发挥金融的核心作用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成为主要关注点。在1997年11月19日、2002年2月5日的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一条条展开分析，深入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他指出，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服务于经济，金融在市场配置资源中起着核心作用，这种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金融市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金融市场作为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商品市场和其他各种要素市场的枢纽，也是贯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环节的桥梁。金融市场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把大量社会资金筹集起来、又运用出去，实现资源配置，使整个经济能够高效、有序运转。二是资金配置的优化程度，直接影响整个经济的效率和发展速度。通过金融市场配置资源，在价值规律和价格杠杆的作用下，资金将会向效益好、有前景的产业和企业集中，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三是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服务于经济，金融不能脱离经济盲目无序发展。我国的银行是高度垄断性行业，利润是垄断利润，实行利润留成容易产生为了局部利益而推动贷款扩张的问题。

　　（八）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风险往往是金融危机，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

　　进入21世纪，经济、金融全球化步伐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确为我国经济、金融发展提供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风险挑战依然利害攸关。2002年2月5日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不由得发出感慨：“国际金融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金融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也给我国金融业发展和经济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由此揭示“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风险往往是金融危机”的重大论断，在国际对比的视角中，这种危机意识更加凸显：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顺利时，往往是支柱产业在前台生机勃勃地发展，而金融业在后台起着不可忽视的支持作用。美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前台是大量高新技术产业，后台有风险投资机制和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纳斯达克”）起推动作用。但是，在经济发展不顺利，出现风波时，金融风险往往就会显露到前台来，甚至发生金融危机。有鉴于此，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要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保证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健康稳定运行，避免发生大的风险和危机。这是极其重要的。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目标确立：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新的金融体制

　　经过改革开放后十多年的摸索和总结国内外经验，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进一步消除了人们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理论上的困惑和疑虑，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实现了新的突破，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宣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科学阐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和特征。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党的十四大之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精心勾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思路，提出了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的战略部署和具体任务。

　　金融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金融改革中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但还远不能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国民经济运行和金融体制之间的某些矛盾和问题已经趋于明朗。比如，金融的宏观调控能力较弱，金融市场组织形式相对落后，直接融资方式很不规范，金融机构设置不尽合理。金融改革事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否则势必影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贯彻，影响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和经济健康发展。

　　《决定》为下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南。此后，金融体制深化改革进一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为指引向纵深领域拓展。

　　（一）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首先必须明确改革的目标与模式

　　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表明，市场机制发挥比较充分，经济就越有活力，金融体制改革就是要进一步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金融体制性障碍。1993年3月17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为消除金融体制性障碍的问题破题，指明金融改革“两个有利于”的改革目标：要有利于进一步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相配套。这一改革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进入了制度创新的新阶段，是新中国金融史上的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转变。

　　为实现这一改革目标，江泽民同志进一步为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谋篇布局：建立权威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深化银行内部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建立银行风险机制和约束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专业银行吃中央银行“大锅饭”、企业吃银行“大锅饭”的状况；需要强化金融的宏观调控能力，特别是要改进和完善间接调控手段；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稽核审计制度，建立健全各项金融法规，使各类金融机构依法行事、各司其职，在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上活动。积极培育包括股票和债券等有价证券的金融市场，建立统—的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

　　在江泽民同志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思想指引下，同时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出台《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现行金融体制，细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亚洲金融危机也未能阻挡党和国家领导人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心，1997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再次明确和丰富了“深化和加快金融改革”的具体目标：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大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加快国有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商业化改革步伐，完善政策性金融体制，健全多层次、多类型金融机构体系，加快地方性金融机构建设，积极稳步地发展资本市场，适当扩大直接融资，健全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理顺和完善证券监管体系，切实加强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建设，建立规范化的信贷资产质量风险管理制度，努力降低不良资产比例等。

　　1999年1月11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上，在历经经济过热的治理整顿、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思想涤荡，江泽民同志深感牢牢把握金融体制改革目标的重要性，重申强调，“我们进行金融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金融体制，使金融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并号召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加强金融方面的学习。

　　（二）金融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加强和改进金融系统党的工作

　　1993年12月，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的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健全多类型、多层次的金融机构体系，加快地方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建设，并要积极稳步地发展资本市场，适当扩大直接融资的渠道和比重。新的金融体系，既反映了市场经济规律和金融运行的内在要求，又有利于维护国家宏观调控权的集中，更好地贯彻实施全国性的金融方针政策。

　　与此同时，在金融系统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也迫在眉睫。1998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完善金融系统党的领导体制，加强和改进金融系统党的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公布，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和金融机构系统党委，金融机构的党组织实行垂直领导，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党组织，一般实行属地领导。

　　对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管理体制的改革，对金融系统党的领导体制的完善，是我国金融体制的根本性改革和制度创新。这些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要目的，在于使人民银行能够更好地依法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能和职责，在于使国有商业银行健全统一法人制度，并加快商业化进程。这种改革，借鉴了国外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管理体制的经验，考虑了我国的现实国情，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三、坚持“真正银行论”：现代金融企业理念的探索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明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金融机构的种类和规模日益增多和扩大，职能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国有金融企业的改革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金融领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既关系着整个金融体制改革成败，又关系国家经济改革发展。江泽民同志关于“现代金融企业”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指明了国有金融企业的改革方向和着力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金融市场注入了强劲动力。建立现代金融企业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金融领域国企改革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重要标志。

　　（一）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在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首要重任，是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纠正过去延续下来的，政企不分、政府随意干涉银行正常经营活动的现象。1997年11月19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重提“真正银行论”，直指问题的要害，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核心问题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企业和银行的关系。要通过深化改革，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新型的政府和银行关系、银行和企业关系。

　　（二）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造成现代金融企业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业的主体，其包括本、外币的存、贷款余额分别占全部存、贷款总量的一半以上。1999年9月，为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综合改革，是整个金融改革的重点，这次综合改革的目标是，按照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造成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2002年2月5日，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面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不良资产比例高、经营效益和竞争力较低的突出问题，江泽民同志分析这一问题的根源，“尽管我国在法律上已经明确商业银行是企业法人，但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是不是企业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在思想认识和实际工作中并没有真正解决。不少人把银行当作行政机关或财政部门，以为银行贷款可以只借不还，这是产生行政干预金融，企业逃废债务、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过高等问题的根源。”

　　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他重点谈论了关于“现代金融企业”的几个重要理论性问题。一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行机制，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益，直接关系整个金融体系的质量。能否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办成现代金融企业，决定着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前途。二是与工商企业一样，银行也必须通过向社会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才能盈利，并进而实现经营效益最大化，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三是银行所经营的商品是货币，有一定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并不影响和改变银行的企业属性。商业银行是企业，必须建立以利润目标为中心的综合考核体系，降低不良资产比例，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四是把银行办成现代金融企业，核心在于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现代银行制度。五是在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同时，其他金融企业包括证券、保险等企业，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深化内部机制改革，强化管理。

　　其中，如何理解“现代银行制度”是重中之重，这部分内容着墨很多。江泽民同志强调，必须将这一要求（指“现代银行制度”）贯穿到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的全过程中，从根本上转变机制，使国有商业银行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为此，他再次靠前指挥，指明建立现代银行制度的“当务之急”，要从改革内部机制、强化内部管理、做好基础性工作、加快信息化建设四个方面抓起。

　　（三）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

　　自从现代企业制度和股份制改革实验推开，关于“公”“私”的产权争论一直争论不休。为廓清党内外的思想困惑，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对股份制改制“公”“私”予以回应，重申强调“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提出了“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的重要观点。

　　在此认识基础上，在2002年2月5日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进一步阐述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对于解放生产力的意义，“有利于健全银行法人治理结构，提高银行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加强对银行的监督”，并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重要意义上升到探索公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的理论高度来重点强调，提出了一项事关长远的重要意见，在坚持国家控股和增强竞争力的原则下，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

　　四、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理论形成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是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主要工具。20世纪90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继承邓小平经济理论，既坚持中国特色又参照国际经验，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理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经历从启动经济，到应对经济过热，再到应变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的立足点，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掌握调控力度，以实现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目标。江泽民同志货币政策调控思想演变的基本脉络体现在完善与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重在发挥金融作为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目标、宏观调控手段都具体落实到“如何管好货币和信贷两个总闸门、保持货币和信贷稳定的问题”上。

　　为实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90年代初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运用财政向银行发债的手段，增发建设国债，把居民的储蓄资金转化为建设资金，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运用货币手段。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也有效地利用了多年形成的生产能力和比较充裕的物资储备。国债在投资方向上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为重点，同时更加注意使其与结构调整紧密配合，并带动社会投资和启动消费，使财政资金发挥出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但在1993年4月，出现了乱集资、乱拆借、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的问题，项目“大而全”“小而全”和不合理重复建设现象，经济显现了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倾向。

　　从1993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加强宏观调控，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整顿金融秩序，成功地治理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到1996年，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1997年下半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压力增大。中央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政策，作出了扩大内需等重大决策，并将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1997年11月，继续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从1998年开始，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努力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调控经济运行。1998年以后，根据扩大内需的方针，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化解了一些金融风险的隐患，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遏制了通货紧缩的趋势、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从成功治理经济过热到积极抑制通货紧缩，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丰富金融宏观调控理论，推动货币政策的运用思想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折性变化。

　　一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合的理念更加成熟灵活。金融体系是资金运动的总枢纽，总闸门，金融理当应当成为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杠杆，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工具和基础。宏观经济政策只有通过金融传导才能得以实施，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运用利率、汇率等多种手段，适时调节货币供应量，调控国民经济运行。

　　二是银行信贷规模和信贷结构的管控理念更加突出。一是突出管控银行的信贷规模和信贷结构，从严控制信贷规模，按产业政策调整信贷结构，重点支持和保证农业、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二是坚决控制住信贷规模，特别是加强对贷款规模之外的信用活动的管理。要严格禁止挪用流动资金贷款和金融机构拆借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三是各专业银行不准直接参与房地产开发，不准炒买炒卖股票，不准倒卖物资和商品。四是把直接融资按计划控制住。在大多数企业自我约束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严加控制企业债券和企业内部股票。

　　三是稳定市场汇率、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思路实现整体性优化。1992年，在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推动下，我国经济呈现出加快发展的大好局面。但是，由于部分同志认识上的片面性，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投资规模过大、物价上涨过快等问题，金融业一度市场汇率过高，外汇结存下降，外债增长加快。这些经济问题迅速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及时加以解决，避免产生不利影响。1993年3月17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一语道破汇率过高的根本原因，直指人民币的供求问题。在这一思想理念指导下，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国务院采取缓解的思路是，一是控制总需求，控制货币、信贷、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的过高增长速度；二是研究改革外汇留成制度，包括由额度留成改为现汇留成和改变留成比例。

　　五、金融法治和金融监管理念更加强化

　　依法治理金融，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方面。1997年11月19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了不少金融乱象，认为金融秩序混乱、金融隐患和风险因素加大，金融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相当普遍的存在；金融包括证券监管体系和内控机制不完善，管理混乱，纪律松弛，一些规章制度形同虚设，相关部门囿于局部的眼前的利益，容许甚至放纵乱设金融机构、乱办金融业务、乱集资，无异于埋下金融风险的祸根。由此提出了强化金融法治和金融监管，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金融秩序，把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的迫切性。

　　1983年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和1986年《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中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对全国金融业实行监督和管理”。中央银行制度确立后，中国人民银行主要执行货币政策，实行有限监管。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国家整顿混乱的金融秩序，改革金融监管体系从未停步，1993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相继颁布，金融立法走上规范化轨道；1997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继续加大力度整顿和规范金融秩序。1992年10月，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实行专业监管。1998年11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至此，我国金融行业分业监管体系首次成型。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金融全球化步伐加快，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变得尤为重要。鉴于当时金融监管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监管薄弱的问题和软肋日渐暴露。2002年2月5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根据新的时代特点，敏锐把握金融监管问题，提出了必须把加强金融监管作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战略性思想。这一战略判断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金融业的本质特征决定加强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金融业是经营货币及信用业务的特殊行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高度集中的资金资源、错综复杂的信用关系、瞬息万变的交易信息，决定了金融业是风险最大、对安全要求最高的行业。只有对金融业实行严格、高效监管，才能保证金融健康发展。二是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固然取决于综合国力、金融发展水平、抵御外部经济危机冲击的实力，以及防范国际金融风险转移的能力，但更取决于该国金融监管的整体能力和水平。金融越发展，安全越突出，监管越重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

　　基于以上分析判断，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对金融监管的战略性思考进行了淋漓尽致地阐释，其科学内涵主要体现在：一是确立金融监管的目标。根据国外经验和我国实际提出金融监管的目标，就是要依法维护金融市场公开、公平、有序竞争，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护存款人、投资者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健全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修订完善金融、经济法律法规，制定相关法规和规章制度，完善监管细则，提高监管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使金融监管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三是强化外部监管和内部控制。银行、证券、保险的监管机构要完善监管体制，明确监管职责，转变监管观念，层层落实监管责任制，运用先进科技手段改进监管方式。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全面提高监管水平。在加强外部监管的同时，更要注重强化金融企业内部控制。通过深化金融企业内部改革，增强自我约束能力，强化一级法人管理，健全内部监管制度和稽核体系，完善授信授权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建立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加强对分支行第一把手的监督和约束。四是加强社会监督。进一步加强审计、财政等部门的监督。发挥金融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提高金融运行的透明度，加大公众和社会舆论监督的力度。五是处理好监管和发展的关系。监管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也只有在发展的基础上方能搞好监管。加强金融监管的目的，是建立规范的金融市场秩序，保证金融安全运行。加强监管，不但不会影响而且必将促进金融业更好地发展。

　　六、金融安全观：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做好国内经济工作，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一直秉持的重要理念。1997年7月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和韩国相继发生金融危机，日本出现金融动荡，来势迅猛，波及面广，后果严重。这场金融危机，由于发生在同我国有着密切经济联系的一些周边国家，对我国产生一些影响，出口与引进外资，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加之现存国际金融体制又有许多不合理不健全的地方，国际市场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国际金融市场交易形式不断翻新，资金流动加速度进行，国际游资急剧扩张，特别是一些对冲基金过度投机，从而使金融运行的风险性明显增大，金融危机的隐蔽性、突发性、扩散性更为突出。

　　而国内在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中，金融领域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甚至潜伏着一些危险的隐患。国有商业银行多年积累的不良资产数量很大，且比重仍在上升，收息率继续下降，经营面临严重困难。相当一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地方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城乡信用社等严重违规经营，内部失控，资不抵债，甚至出现挤提，濒临倒闭。一些地方非法集资活动相当严重，金融违规、金融犯罪现象，严重干扰和危害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和国家的经济安全。如果这些问题继续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出现银行支付危机，甚至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波，造成人民币贬值，引发严重通货膨胀。从全局看，金融风险是当时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隐患。

　　为应对危机和隐患，中央冷静分析形势，一方面继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另一方面高度警惕和十分重视防范涉外金融风险，防止国际游资、金融投机活动和利率汇率波动对我国包括证券在内的金融市场造成冲击，由此引导出深入金融改革和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两大趋势。

　　加大金融改革力度、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深层次矛盾的宏观思想迅速明确。1997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通知》中关于“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决策思想是当时搞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所在。金融涉及千家万户和方方面面，如果不能保证存款支付或者发生严重通货膨胀，金融市场出现动荡，就会影响社会稳定。《通知》审时度势、把握大局、因势利导，决定以“整顿金融秩序、健全金融调控体系、强化金融监管”为突破，确保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

　　按照《通知》精神，1998年的经济金融工作及时重点作出三项部署，以应对危机。一是在不断提高效益和优化结构的前提下，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通过努力扩大内需，加快转变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保证发展良好势头；二是千方百计扩大出口，适当增加进口；三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当时亚洲其他主要货币都纷纷贬值，而我们国家付出艰苦努力和一定代价坚持人民币和港币汇率稳定。这不仅关系人民群众的信心和经济社会的稳定，也是对香港金融稳定的有力支持，更是对亚洲和世界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贡献。1998年2月26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论及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可靠条件时，将其主要概括为政治、经济、科技人才的优势，“我们外汇储备充足，国内市场广阔，有相当的工业基础；有科技和人才优势，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特别是社会政治稳定。”

　　在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在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波及面及破坏力之后，又进一步深刻总结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启示与教训，及时回应了社会上各种思想困惑和关切，特别是回应了如何更好地发挥各种优势，减少和抵消金融危机给发展带来的影响问题。其中的思想启示句句事关“发展”，主要体现在：一是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合理的经济结构之上，必须有自己强大的基础产业，否则经不起困难和风险的冲击。二是现在国与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影响越来越大，不可能回避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激烈复杂的国际竞争。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对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说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发展受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越来越直接。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策略把握不当，其金融、经济就会面临风险和冲击。三是经济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但它不是孤立进行的。要高度重视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反腐倡廉工作。如果法制不健全、政治腐败、社会风气不良，就会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全局。应该说，在这三个问题上，亚洲一些国家发生的这场金融危机进一步向世人敲起了警钟。四是金融工作面临两大任务：防范金融风险、支持经济增长。要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实现金融安全。金融要进一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改造，保障有市场有效益企业生产流动资金的需要。做好债转股工作，帮助符合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减轻债务负担，促进企业转换机制，同时减少银行不良资产。制定促进不同所有制中小企业加快发展的信贷政策。增加直接融资比重，规范和发展资本市场。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增强服务意识，努力提高效益和管理水平。五是金融危机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和突发性，一旦发生，有极强的扩散性和破坏性。要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来看待金融问题，把金融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

　　亚洲金融危机敲响了警钟。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中，在历经亚洲金融危机、处理国内金融风波和资不抵债的银行过程中，江泽民同志反复告诫广大领导干部，一定要知晓利害，高度警觉，在推进改革和发展中保持社会稳定，同样必须加强金融工作，认真学习金融知识，积极支持金融改革，自觉维护金融秩序。江泽民同志将处置风险的经验思路，凝炼精华，高度概括为一句理念：唯有努力振兴国家财政，才能防止金融领域出现大的风险。此后，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经济工作的重点、搞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所在。

　　1999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发展趋好。美国经济连续增长，日本经济有所恢复，欧洲经济有些起色，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减弱，遭受冲击的国家经济开始复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局面继续保持稳定，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农业获得较好收成，工业生产增长较快，外贸出口转降为升，财政收入稳定增长，金融运行比较平稳，人民生活继续改善，社会保持稳定。在外有金融危机冲击、内有历史罕见特大洪涝灾害影响的情况下，我国坚决履行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基本达到预定目标。

　　七、金融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把对外开放推向了逐步实现与世界经济互接、互补的深化发展阶段。江泽民同志根据我国对外开放的整体形势，坚持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实施“走出去”战略，统筹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进一步发展了党的金融对外开放理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金融对外开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时代特征的新论断、新观点、新思想，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对外开放理论。虽然对外开放的地域不断扩大，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但是涉及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进程，党和国家领导人头脑十分清醒、警惕性很高，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渐进式推进。

　　（一）提出金融领域引入外资的适当性理念

　　金融如何服务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在“引进来”战略中，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江泽民同志提出，金融领域引入外资的适当性理念，而让外资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投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地域开放政策，严格管理外国资本的流入流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深化了对利用外资工作的认识，他指出，良好的金融秩序是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重要条件，并强调，人民币不贬值以保持对外资的吸引力，更加坚定了“资本市场不能随便开放”的重要原则。伴随着渐进式的、非常慎重的金融改革开放政策，确立将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香港继续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的金融开放战略；对人民币是否可自由兑换也经历了从酝酿到逐步开放的过程，1994年初，我国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1996年底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1997年12月24日，江泽民同志会见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代表，又再次强调：“我们要坚持一条，资本市场不能随便开放。”纵观全局，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扩大开放的意志是坚定的，毫不动摇的，中央曾明确提出“必须到国际市场的大海中去游泳”、“越是保护越没有竞争力”，但对一些关键领域和敏感行业的开放进程十分慎重，特别是谨慎部署金融领域的开放。

　　（二）指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两点决定因素

　　21世纪，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亚太地区一些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需求下降，贸易及金融市场的稳定受到影响。美国遭受恐怖分子袭击的“9·11”事件，造成严重后果，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区域一体化趋势也在加速发展，地区性政治、经济、金融、安全合作日趋活跃。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全球政治经济形势，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对金融开放又形成了许多新观点、新论断。2001年10月21日，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在深入分析世界和亚太地区形势的基础上，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技术创新、知识应用、贸易投资、金融活动日益国际化，各国经济的相互交流、相互依存日益加深”，指明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金融国际化的必然性。这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毫不讳言地揭示了“西方经济全球化模式”的本质——“西方发达国家不能通过以往那种殖民奴役来掠夺资源，但他们通过经济优势特别是金融优势在全世界谋取巨额利润”。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全球化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利弊得失、风险挑战，是江泽民同志十分关注的问题。在1998年8月28日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深刻论述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以及有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其中指出，“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的。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也加大我国的金融风险，毕竟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总体上由西方国家主导，虽然其中有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面，但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都控制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手里，这些国家利用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以及贸易、投资，金融等各个方面的主导优势，推行经济霸权主义，谋取最大利益。”

　　立足于对风险挑战的深入剖析，站位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江泽民同志直面客观实际，赤诚相待地谈到，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面临着发达国家经济技术占优势的巨大压力，而且国家主权和经济金融安全也受到挑战。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因素很多，一旦出现金融震荡，就会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造成强烈冲击。

　　为应对这种强烈冲击，面对这样一个迅速发展变化，又交织着经济的政治的复杂因素的国际金融市场，如何争夺国际金融资源、规避国际金融风险、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江泽民同志指明了两点决定因素：关键取决于本国金融业是否具有坚实的基础，金融调控的手段是否灵活有效。对这两点决定因素，江泽民同志作出深入阐述，金融已成为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还需要通过增强金融业的竞争力来赢得有利的国际竞争地位。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融资、支付、保险等业务对本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持保障作用。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发展不顺利的时候，国际金融竞争会更加激烈。

　　（三）首次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范围将进一步扩大。面对国际经济规则总体上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态势，为了确保金融不受制于人，维护国家金融、经济安全，对我们提出了要善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周旋，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紧迫要求。2001年4月6日，江泽民同志访问拉丁美洲期间在智利圣地亚哥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所作的演讲《共同开创中拉友好合作的新世纪》中呼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共同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努力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体制的改革，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争取平等发展的权利。”同年8月6日，江泽民同志在周边安全问题座谈会上再次重申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要把双边与多边外交密切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要积极向周边国家宣传我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争取首先在周边国家中取得共识，共同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者系中国金融政研会副秘书长）

（栏目负责人：高辰琛）